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梳理中外社会文明史就能发现，（ ）。去日本旅游的人，往往会感慨于其公共文明：一丝不苟的垃圾分类，不留一片垃圾在体育赛场， 的公共场所……究其源头，1948年出台的《轻犯罪法》 。即便如此，上世纪80年代，富起来的日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媒体写社论提示国民文明出游。可见，约束是压舱石，一旦脱离执法环境、缺少了刚性约束，已经提升的文明素质也可能又倒退回去。又比如，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 ：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攻击性犬的主人还需在庭院明显处坚立标牌，等等。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则就是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那条绳子，松紧适度、两头不落，才能让更多人知边界、明事理、懂规矩、不逾矩。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社会 ；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故意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月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