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所谓的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众多古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包括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思想探索。中国文化， ，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   ，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非不是刻意保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力争进入当今社会，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革命与战争、民族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中国文化必须介入与回应这些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国智慧。因此，理论家的工作并非仅仅复述古人的词句，而是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如何与当前的现实紧密互动。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愈来愈紧密。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 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 )。

古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现在“义”“利”之辩中。管子是中国古代 的政治思想家，对人的发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管子认为，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一个社会政治安定和道德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而物质生活满足后，人们就要讲究礼节规范，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另外，管子认为人性就是    的，人们追逐物质利益也是 的，这是人的天性使然。管子是从寻求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源中探讨并发现了人性及人的发展问题的，因而认为这是一切“治乱”的根源。（ ）孟子讲仁义，坚持人性的本质是善的。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被视为孟子的“四端说”，这是其性善论的直接理论依据。从“人性本善”的观点看，孟子显然是追求精神第一，而不是物质取向第一。在他看来，在人的发展中，仁义是 ，物质财富本身不能成为人的活动的动因。

可见，管子强调功利主义和人的利益原则，从物质取向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而孟子则注重人的精神追求，强调人的道义原则，从精神需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形成“重义轻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