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与丑有着不解之缘。在喜剧发展史上，丑始终被作为   的重要因素贯穿于喜剧进程中。这是   人类对美丑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正像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说的“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就照”“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和光明相共”。一般而言，（  ），孤立的、纯粹的丑并不具备审美价值，而当它以无害的感性形式进入喜剧世界，即被   积极的审美价值。这是因为喜剧是以笑的手段去否定生活中的丑、褒扬美，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原因。喜剧的笑是通过丑获得的，其中包含恶的丑和善的丑。一张丑怪的面孔，一个笨拙的动作，一种狼狈的姿态，一个愚蠢的字眼……都会产生滑稽感，赢得笑声，激发喜剧愉悦。喜剧的丑是笑的魔方，由对丑的漫画式勾勒，完成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揭示，使观众获得富有   的审美愉悦。

四十多年前,在贵州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经着两个年长的朋友匆匆到过一趟昆明,事后却没有对这个毗邻省份留下任何印象,到了现在,我对这个“彩云之南”的历史知识,依然流乏得很。云南遗存历史资料不足,一方面因然由于① ,(不免/难免)受了历史记载的冷落。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原本就只关注汉族中心区域的朝代更叠、风云变幻,常常并不很留意隔山限水的边,所以在常见历史文献中,这一区域的记载总是显得支离破碎。特别是那些非汉族人的生活世界,除了好奇或者猎奇的“采风者”,或者奉命视边疆的官吏,偶尔写一些“行词”,画一些“变夷图”之外,很少有人真的对它做过深入(考查/考察)和仔细描述。

可是随着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洋和东洋的学者纷至香来,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中心)与传统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对“中心”的汉族中国有别出心的解释,也对“边缘”的满蒙回藏鲜、苗体壮都兴趣盎然;虽然对“主流”的儒家一如继往地研究,但对“支脉”佛教,道教,三夷教、天主教更有巨大的热情；② 。这种对于“边缘”“支脉和“下层”的研究,特别表现在宗教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