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通过突破狭隘与打破局限而形成共识，在客观对象和主观解读的基础上，进行一致性体认与规律性认知，从而真正发现文学发展的特性与规律，是文学批评期待达成的目标之一。但面对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批评者有自己的独特发现，亦是文学批评的必然。（   ）。当批评的对象过于复杂，难以概括，必然会在众多批评者之间，形成“差异化”理解与“多样化”解读，此时，当然不能因强调“共识”，而减弱对批评对象的全面而丰富的 。此外，诸多有自己独特见识与新颖见解的批评者，也会从各自的视角，进行“只眼独具”的解读和“ ” 的阐述，时常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 ，给人以独到的启示。它们极有可能在众声喧哗中，不同流俗，曲高和寡，甚至一时之间难于被接受和理解。但经过时间的淘洗，随着认知的拓展，这种“偏见”终会获得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可。而此种“偏见”当然越多越好。它能够打破人云亦云、众口同辞的固有格局，引发文学界真正的思考与辩证的认知，把真正的好的作家作品 出来，把文学批评引向全面而深入，从而引导甚至促进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从此意义而言，“偏见”也有其可深思细究之价值。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甲）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们今天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乙）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琳琅满目的“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心态去审视它，而不是用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丙）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文学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无病呻吟,过分 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同感。第二个就是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 )。他们对前人作品的 ，还没怎么说到内容,总是先说到什么手法和某某流派,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其实,写作就像谈话,既然是谈话,就要有谈话的艺术,像相声一样,我们喜欢老派人说的相声,如侯宝林,马三立,不动声色,暗藏玄机,通过 让你喜不自禁。而现在那些说相声的,什么都整到舞台上去。现在有的写作者也是如此,功夫都用在写作之外,怪力乱神、乌烟瘴气,生生把一件高尚的事情做成 的低级勾当。文学在物质化的世界里正在渐渐失宠,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虽然文学绝对不会消失到无,更不能忽略不计,但它已经堕落到如此。所以,作家的道义和责任感,有时候也反映在说话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态度在作品里显影。

可是，人们却将精力消耗于一种错误的选择。相当一部分人旋即被翻入犁沟，化作膏沃的泥土。（甲）人们被一种徒有其表的命数——通常谓之“必需”——所奴役，因此聚敛财富，任凭蝼蚁咬啮，尘埃侵蚀，留待盗贼破门，挟裹而去，诚如《圣经》所记。这种生活何其愚鲁，如果生而不觉其非，行将就木之时必会幡然悔悟。盲目地遵从一个愚顽的训诫，向身后丢着石头，而不管它们落到了何处。只是因为蒙昧愚鲁，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在这片相对自由的土地上，也被虚妄的焦虑和过度的劳役湮没，双手因粗笨颤抖而无法采撷生命的华美果实。

（乙）卞氏本是倡女，（歌舞艺人）却可以在董卓威逼利诱的危难之时，拦住曹操将要四散的部下；在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后，也并没有喜形于色，忘乎所以。（丙）曹操称赞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曹操杀死杨修后，为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了一封信，讲“不得不”的理由。夫唱妇随，卞氏给杨彪的夫人写了一封信，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