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依照传统理论，从政之道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品性，一个从政者应该是一个有德行、有责任心的人，这样的人居于官位，一方面能保证更大程度地发挥权力的正面效能，防止权力异化，另一方面，在“上行下效”的原理下，好的官德会形成良好的官风，好的官风又会带动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如果民众都能自觉效法官员的道德行为，天下之治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儒家一贯秉持“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这一观点为后代执政者所普遍接受。

——孙季萍 冯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

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自1938年8月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廉政建设的法规，在1943年2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边区政府对王震等22名克己奉公，功绩卓著的干部以隆重的表彰和奖励，***逐一为每份奖状题字，使受奖者感到莫大的光荣。同一次会议上，王华亭等6人因违法乱纪受到开除党籍或严重警告处分。

   ——《建党85周年特稿：五个案例见证党的反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