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三:王韬(1867年漫游英法等国)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摘编自雷颐《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四: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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