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修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在日本经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文化侵略”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与军事侵略、经济侵略相始终的。16世纪末日本军事冒险侵略朝鲜并试图“直捣大明国”失败后，日本民间人士或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或通过学术研究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近代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则打着“文明”论的幌子。极力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认为日本进攻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文明”战争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日本还有一种“怀柔形态”的宣传，如19世纪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东舍邦论》，强调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应该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实现中国与日本的统一。到了20世纪初，日本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宜扬“支那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日本应该“保全”中国或独占中国的遗产。日本在全面军事入侵中国后，明确提出所谓“对支文化工作”要着眼于对中国长期占领与统治。为此，日本派遣“文化工作”特派员来华，对中国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进行利诱和劝降，对下层老百姓，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和奴化教育。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扶植和建立自己控制的宣传媒体，通过新闻媒体、情报机构、日语教育、宗教信仰等推动所谓“在支文化事业”。
——摘编自王向远《日本对华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
(1)根据材料，概括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