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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们对一战爆发的反应，之所以且喜且惧，是因为日本的因素。一战对中国来说则可称之为“危机”，“危”险加“机”会。危险主要在于日本可能乘列强决战于欧洲战场时，强迫中国臣服日本。但一战可能导致对中国不利的现成国际体系崩溃，在一战废墟上诞生的新的国际秩序也许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或许甚至可以在尚未成型的世界新秩序中注入自己的烙印和声音，进而收复国家主权和提供中国同际地位。总之，在当时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精英分子看来，这场大战争将改变国际体系，并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这一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机会。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昭然若揭的野心更加深了中国人对一战的“危”“机”意识。如果说日本在1895年击败中国导致中国产生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它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则不仅激发起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还直接促成了中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明确外交目标：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以便收复被日本非法夺取的青岛及其他中国主权。在1915年，中国朝野对于中国应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目标达成共识并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普遍支持。唯一的挑战是如何赢得出席会议的席位。正是由于参加和会的考量，中国政府力争参战，以此来保证中国获得和会一席之地。

——摘编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战为中国所带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