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56年3月,《巴黎和约》签署及有关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亚历山大二世内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开始。他在解释签署和约条件时表示,要巩固国内秩序,法庭要充满正义,每个人及其劳动成果要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即将进行改革的谨慎的暗示。这一暗示引起了贵族的警觉和不安。为此,亚历山大二世向贵族们解释道:“传说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将此告诉你们周围的所有人。我在彼得堡也对首席贵族们讲过这番话。但我并非完全反对解放农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一天早晚会到来。我想,诸位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摘编自《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材料二　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摘编自《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