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
材料二 1867年奕訢回顾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1863年广州同文馆开始筹建时,清廷上谕再次强调:“惟该馆学生专习外国语言文字,不准西人借端影射,将天主教暗中传习,该抚仍当随时稽察毋令滋弊。”奕訢曾说:“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也。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此事遭到监察御史张盛藻的首先发难:“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杜文钿《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提炼有关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中教育改革的主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