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
——摘编自范忠信《梁启超法治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梁启超先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反复强调：“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在戊戌变法前后，他连续发表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主张立法应以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目的。梁启超并不主张照搬法家的法治主义或儒家的人治主义，而是主张吸取两家的长处，把法治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梁启超主张中国改革法制，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既要吸收西方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梁启超重视法治建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梁启超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法治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