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三 面对现代化潮流,中国近代思想界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理论。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和严复引进的社会进化理论,共同构成政治变革的理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学者公开提出“西化”的目标,宣布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随后,“现代化”一词逐渐代替了“西化”。20世纪40年代,有学者认为,从前我们常要说要西洋化,现在常说我们要现代化;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因此主张对中国文化实行符合现代化标准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