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物种起源》
材料二 一些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家抓住这一完全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观点,用其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依据它解释强与弱的区别;成功的个人和种族已经在自然界取得竞争优势,并因此进化到比其他适应性较差的人种更高的状态,在这一推理的基础上,斯宾塞等人证明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世界是自然科学法则不可避免的结果。——(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三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正是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俗的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做出的任何干预。……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辨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 孙中山提出革命进化的观点。他说,欲救亡图存,“革命为唯一法门”。——汤奇学《孙中山的社会进化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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