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
材料二 为了更好地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带来了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想借此为宗教的真理作证:基督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这些科技知识为当权者所重视,为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特别是在上层传教带来了便利。与中国传统天文地理知识相比较,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知识更注重数据和理论,因此比较精确,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欢迎。鉴于“颁历一事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在朝代更替之际尤其明显”,在清军进入北京后汤若望乘机向当政者进呈天文仪器,并为清政府制成历书——《时宪历》。不久,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并且深受顺治皇帝信任,被加封为“通天玄师”。《时宪历》虽然依靠其精密性受到官方承认,但却与中国传统历法发生了冲突。因为传统历法受名分、礼教的制约,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纯粹的天文学。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突破了这层束缚,甚至动摇了建立在传统时空观上的伦理道德。——摘编自阎秋风、李诗海《杨光先反西学原因之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天文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