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楚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张岱年、万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80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高扬民主和科学之旗,包含着80年中西文化论争所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又体现了认识的一种飞跃,它由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而来,又是对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历史概括。中国人因此而找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而后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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