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贤能的智者），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加了人情味。……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材料二 （孟德斯鸠）后来改变了看法，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以上材料均出自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

材料三 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