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材料二:晚清重商思想是晚清重要的思潮之一,郑观应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马建忠认为“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货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货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陈炽说:“国之所立者政,政之所举者用,用之所需者财,财之所入者税,税之所出者商。今天下商税六千万金,不能保商,何以立国。”较之维新派的理论,洋务派更具实践性,他们自己设厂,自行制造,“以敌洋产”,乃使“彼所售出于我者复有机器制造以绝其销路”。李鸿章“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翼稍分洋商之利“。张之洞于1890年开办湖北织布局,“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摘编自陈爱平《试论晚晴重商思想》》
材料三:在时代的巨变面前,晚清国人开始以近代理性思维改造中国社会,体现出时代诉求。然而,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稳定的政局和一个勇于变革的政府,又始终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制约”,重商主义思潮引起的社会效应显得相当有限。虽然社会各界对重商主义思想寄予愿望,试图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但效果并不显著,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摘编自王敏《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及其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