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广州，政府设立了公行，保证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来说，公行是税收的保证……而对国家来说，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

材料二 由于费正清（美国历史学家）受到英国人海关税务司马士的影响，只从英国、英籍税务司所管理的洋关角度来看清朝的海上贸易，造成了朝贡体系论认为清代中国是采取闭关自守的广东一港贸易制度，认为中国的洋行商人（即公行）就像西方近代以前的垄断商业组织基尔特（Guild），于是已经进到近代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需求下，亟需打破处于“前近代”的清朝通商制度。这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论下的误解。事实上，清朝的通商制度不仅止于海上部分，还有陆路贸易、使节团贸易，而就算是海上贸易也不是只有广东一港，就连中国的洋行商人也不是垄断集团，自然不同于西方的基尔特。

——王建郎、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