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戍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