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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优秀的法治、教化传统。清朝的法典基本沿袭《大明律》，在传统礼法秩序、尊卑亲疏的原则上，强调“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并据此制定了《大清律例》。对于基层教化，也大多延续明朝的乡约模式。不遵守乡约的百姓要受族规、乡约的处罚，甚至被递解官府治罪。但是清朝乡约的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宋朝以来儒学人士发起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摘编自朱勇主编《中华法系》等

材料二  1902年4月，慈禧懿旨“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月28日，中英通商行船条约画押：“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此后，《大清律例》停止，师法欧美取代中华法系成为中国法的新传统。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法制艰难。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1954年、1982年颁布了新宪法。同时，对于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分子进行广泛宣传，推动道德风尚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贵连《1902中国法的转型》等

（1）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比较1902年前后的清朝社会治理方面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1902年清朝进行法治改革的原因。
（3）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哪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