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各地本着“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展开了乡村有效治理的有益探索。广东某区把自治重心由村下移至村民小组，通过设立“村小组议事会”并赋予其决策权、监督权和议事权，有效激发和调动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浙江某市独创“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讨论、论证和协商，为干部与群众交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促进了乡村有效治理；针对“人情”“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对法律的冲击，某县正确定位“情、理、法”，深入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引导村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为充分发挥乡贤促进家乡发展的作用，许多村镇组建了乡贤参事会、联谊会，创造了“村支两委+乡贤会”形式，涵养了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