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动人是文学永恒的魅力，“有我”才能“有情”。当代文学要持续并发扬抒情传统。

首先应该重建主体性。抒情的衰退是时代转型、文学变迁的综合结果，但其直接的根源，是主体性的消散。抒情碎片化的根源正是主体的碎片化。“无我”的文学，自然难以有情感的卷入与激荡，漠不关心的创作无法让作者自己感动，更无法打动读者。王国维有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的“无我”是指“我”的隐匿与潜伏，而放弃主体性的“无我”是“我”的撤退与缺席。“有我”的文学，其抒情才能明心见性，通过内省将分离的主客体融为一体，构筑独异的境界。只有重构独立的主体，抒情才能够卓尔不群，不向权威话语和大众化的审趣味低头，拒绝把抒情改造成功利目标明确的现实工具，拒绝消费化情调的渗透。重建主体性，应当摆脱双重的迷茫。第一，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抑个人，群体化的象征秩序往往以抑制个人性为代价。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伦理观念重视区分亲疏远近，公共意识相对薄弱。第二，西方思想界对主体性阂限的反思，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对主体性的消散，吸引了不少汉语作家汇入解构主体性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哲学所不满的是主体性膨胀和唯我论倾向，而当代汉语文学创作对主体性的消散，是对并不强健的主体性的抛弃，如同推倒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抒情之所以出现物化倾向，其根源在于人已经不是主体，而是服从于附着在商品身上的资本，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

个性化是抒情的生命线，敞开的主体应当以灵魂去激活对象，离开了独特的“我”就失去了个性和真实。空洞的代言式的抒情容易忽略被代言者的真实感受，甚至遮蔽他们的真实存在。不少底层小说都体现出作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作家对于底层的认识与想象往往于间接信息。这种模式化的经验与抒情和现实有多重的间隔，必然缺缺乏艺术个性。与叙述相比，抒情有更为鲜明的主观色彩，打下了深刻的主体烙印。耐人寻思的是，日常化的、物化的抒情往往大同小异，诸如都市文学中的酒吧、咖啡厅、专卖店、城市地标，追捧时尚事物，采用流行语进行表达。这样的情感如同都市上空流转的灯光，表面上如梦如幻，实质上都是技术复制的结果。

“有情”的文学，不能仅仅停留于感伤，而应该怀有一种介入性的关切。感伤始于主观，又终于主观，只是情绪的宣泄和单向的自我表演。“关怀伦理”重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相关怀，重视自我与周围人群建立平等的关系网络，自我实现与他者的追求相互确证、相互推动，注重发挥爱、尊重等情感因素的作用。它不是单向的实现，而是互动共生的关系行为；不是一种俯视芸芸众生的垂悯，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一种相濡以沫、兔死狐悲的情感交融。作家应该忠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将心比心地由人及我，推己及人，与他人共鸣，进而对其命运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