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的“意”“态”。标志着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画“应运而生，进而在后代产生了“南北之论”。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公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的提出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籽”，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法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媚妍气。

然而，历史没有给董其昌以拙朴的机缘，也没有给阮元以淡远的恩赐。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虚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进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刘洋说：“中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进程几乎与国际同步，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和《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等文件，重视文物保护的同时，也对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技术层面来说，通过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可以实现对文物完整的数字化存档并永久保存，这已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综合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中国文化报》等）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主任夏生平表示，多年前，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危险，采用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保护方式，都无法阻止莫高窟的衰落，而数字技术的运用，为莫高窟的保存和资源共享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如今去敦煌莫高窟的游客，只要愿意，可以不再像以前那样排长队挤着进那一个个的小洞窟，就着微弱的光线看着那一幅幅可能有残缺的壁画，而是可以在3D虚拟环境中欣赏敦煌壁画和彩塑，感受到洞窟中无法观看的细节，想看多细就看多细。早在2015年，广东省文化厅就在国内首次开发了“广东省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APP应用软件，该软件录入了广东省级以上非遗的地理位置、传承人等信息，为用户了解与保护广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以河南省某高校为例，目前校藏古籍文献 2000多册，但受到自然条件、保存条件和书藉的物理特性的影响，大量古籍文献受损严重，所以，古籍数字化的工作迫在眉睫。古籍数字化成本非常高，如一册300页古籍数字化成本要60万到90万，所以学校每年都要投入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资金用于古籍数字化工作。古籍虽然可以被数字化，从而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被存储，并被快速检索，但是古籍数字化存档也容易遭到病毒侵害，存在被人为误删或者掉电等故障的风险。

（综合选自“中国文明网”“搜狐网”等）

由国家统一规划，通过政府牵头和社会参与，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综合数据源，把碎片化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实现数字化、可视化建模，进行立体重构和生动再现。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项支持资金，将该专项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增长。要培养一批既懂文化艺术又懂数字技术，既具备理论知识又不乏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支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建设。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实验室平台，鼓励和积极申报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以项目立项的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一种公共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技术交流与对话，加深中外技术互补，促进双方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全面的合作与发展。

（摘编自王晓芬《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优势与路径》）

疫情无情人有情，隔离病毒隔离不了爱，在中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日一一春节，人们顾不得团圆，抛妻别母，弃子离家，冒着生命危险，五十多支医疗队，六千多名医护工作者纷纷驰援武汉……

一张张给上级的“请战书”、一条条与亲人的宽慰信、一颗颗救死扶伤滚烫的心。除夕之夜，“白衣天使”们逆向而行的身影让无数人泪目。他们用大医仁心，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敬业行动为公众安全保驾护航。疫情当前，他们责无旁贷坚守在临床一线。已经回老家的又赶回值班，父母的电话都常常顾不上接。

时间就是生命。很多医务人员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一个上午都来不及喝一口水，有人在投入战斗的近1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脱下过白大褂，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疫情面前，八十四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赶赴武汉，冷静、无畏、迎难而上的身影，令人敬仰，令人感动。他曾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