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韩通，并州太原人。弱冠应募，以勇力闻，补骑军队长。晋开运末，汉祖建义于太原，置通帐下。寻从汉祖至东京，累迁为军校。汉祖典卫兵，以通为衙队副指挥使，从讨杜重威，得银青阶，检校国子祭酒。汉祖开国，加检校左仆射。隐帝即位，迁奉国指挥使。

    乾祐初，周祖为枢密使，统兵伐河中。知通谨厚，命之自随，先登，身被六创，以功迁本军都虞候。周祖镇大名，奏通为天雄军马步军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授奉国左第六军都校，领雷州刺史。周祖亲征兖州，以通为在京右厢都巡检。时河溢，灌河阴城，命通率广锐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筑河阴城，创营壁。未几，拜保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周祖亲郊，正授节度。并州刘崇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彦超出晋州道击之，败于高平。以通为太原北面行营部署，为地道攻其城。俄班师，移镇曹州，检校太保。

    世宗即位，以深、冀之间有胡芦河，东西横亘数百里，堤堨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显德二年，命通与王彦超浚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击退之，遂城李晏口为静安军，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时大兵之后，遗骸布野，通悉收瘗为万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来深、定间，夜宿古寺，昼披荆棘。在安平领百余骑督役会契丹骑数百奄至通率麾下与战日暮大风雨契丹解去擒十余骑。又城百八桥镇及武强县，皆旬日毕。归朝，会攻秦、凤，以通为西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入大散关，围凤州，分兵城固镇，以断蜀饷道。未几，拔凤州，以功授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太祖奉诏北征，至陈桥为诸军推戴。通在殿阁，闻有变，惶遽而归。王彦升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闻通死，怒彦升专杀，以开国初，隐忍不及罪。

（节选自《宋史•韩通传》）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跛哥

李世袭

    跛哥的大号叫郭苇。我想，应该是那种有思想的芦苇。

    因为脚跛，他上学没少受人欺负。跛哥上初二的时候，新任的语文老师上第一次课时，让学生解释“蹒跚”的意思。这个调皮的学生却说：“让郭苇给我们表演一下吧。”学生们一阵哄笑，老师也笑了，说：“郭苇，既然大家都同意，你就上来学一学吧。”跛哥听了，脸红得像灌了半斤老白干。他拿起语文书朝说话的那个学生砸过去，然后背起书包往外走。跛哥走的时候，一拐一拐地，正是“蹒跚”的“生动解释”。可学生们却不再笑了，老师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后来老师来到跛哥家，道了歉，希望郭苇能回去接着上学。跛哥说：“我早该不上了，家里没钱供我了。老师您不用过意不去。”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老师还是没有劝动跛哥。

    跛哥退学以后，就去大城市当了几年维修钟表的学徒。回来后到镇上开了个修钟表的小店，店名就叫“跛哥钟表维修店”。跛哥想开了，跛就是跛，为什么不让人家说？

    一开始，跛哥的生意只是勉强有些进项，但他能钻研，肯努力，生意很快就火了。周边的人们都知道，没有跛哥修不好的钟表。几年过去，跛哥的店名换成了“跛哥钟表家电维修部”，生意多得忙不过来。但跛哥娘也开始发愁了：儿子老大不小了，上哪儿找个媳妇呀！跛哥却说：“急什么急，您儿子心眼好，脑子灵，挣钱多，咋都不愁个媳妇。说不定还会有人送上门来呢。”跛哥娘便勉强笑笑，

    一天，跛哥店前来了个讨饭的孩子，脚也一拐一拐的。跛哥很是可怜他，给他了些钱，孩子便哭了。他告诉跛哥，他是出来找活干的，活没找着钱却花光了，又没脸回家，只好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他还说跛哥对他最好，希望能收他做学徒。跛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这孩子心眼灵，又勤快，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跛哥把活儿干完，不等顾客来取，他就主动给人送去。维修部的生意更火了。

    时针一圈又一圈地跑个不停，转眼间，孩子在跛哥这儿待了多半年了。这天，跛哥拿出一沓钱对孩子说：“这是你的工钱。你也该回家了。你手艺学得也差不多了，回去后自己开个店，只要勤埃及，好好干，日子肯定错不了。”孩子接过钱，对跛哥谢了又谢，依依不舍地走了。

    半年时间又在“嘀嗒嘀嗒”声音中过去了，跛哥娘的叹息越发重了。

    春节快到的时候，跛哥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就是那孩子，另一位是那孩子的姐姐，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孩子和跛哥叙旧，姑娘和跛哥娘边唠嗑儿边准备饭菜。

    这天晚上，姐弟两人住了下来。晚上，孩子对跛哥说，他想把姐姐介绍给跛哥。跛哥听了问：“你不是说梦话吧？”孩子说：“不是，你心眼好，又有本事，将来肯定会成大事，我们家里人都说，我姐跟了你肯定能享福。”跛哥不说话了，跛哥不是不想媳妇，有时想得还挺厉害。但跛哥想：找媳妇，得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呀。跛哥想好了，就说：“我怕委屈了你姐。”……

    第二天，姐弟俩走了。后来孩子的姐姐嫁了人，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每次来看跛哥，总免不了说上一句“你当初不该回绝这门婚事”的话。跛哥总是笑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说：“我的爱情，总会来的。”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按要求答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霍松林先生的教学与研究

    2017年2月1日，霍松林先生在走过人生第97个春秋后，溘然长逝。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教书70多年，仅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就有半个多世纪。一生平淡而又非凡。

    先生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中文科处于创业阶段，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霍先生接手的三门新课之一的文艺学，既无教材，又无参考资料。怎么办？他开始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重新分析已有的理论。几经补充修改，到1953年秋，终于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讲课很有特点，他为本科生讲古文，诗、词，从来不看讲义，边背诵，边讲解，却一字不差。跟别的老师只管讲解不同，霍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严格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诗文名著、精读必要的古典名著，以奠定学生的知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霍先生把订精力放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他们走向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作出的杰出贡献，陕西师大于2014年为他颁发了“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但他随即用其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辈。

    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方中强调，“断代”研究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

    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一句名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说注》《控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霍先生主持召开全国首届唐诗讨论会的情景。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唐代以来的第一次”，此话气势非凡，振奋人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霍先生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摘编自张新科《霍松林：“唐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