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游南山。

苏轼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

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吴使季札出聘^①。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十七年，王余祭卒，弟余昧立。四年，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王僚十三年，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以兵围楚，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使专诸刺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选自《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删节）

怎样读《管子》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堪称最为庞杂的一部。汉代刘向校定《管子》86篇，今存76篇，另有10篇仅保留了题目而内容早已亡佚，可见此书基本保留了汉代以来的面貌。在这部庞杂的古籍中，既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还包含了天文、历数、舆地、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和知识，读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绪。对于这部书的性质，学术界也有多种看法，如“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总集”“稷下学宫的学报”“齐国管仲一派的法家论丛”等，莫衷一是。

战国中期，田氏齐国的君主为招揽天下贤才，创立了稷下学宫，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来自列国的饱学之士。齐国君主为他们建起了高门大屋，给他们“列大夫”的待遇，让他们在这里“不任职而论国事”，安心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切磋论辩，这些举措使得稷下学宫很快就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舞台。这些异国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列国的学术与文化，他们在稷下学宫中极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促进了齐国与列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了齐国文化的同时，必然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异国思想文化，一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不甘于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于是，如何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弘扬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终保持齐国特色，与外来思想文化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在这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中，除个别自成一派的著名人物如田骈、尹文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佚名学者。他们没有田骈、尹文等人那样大的名气、地位和影响，他们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本土思想文化为职志的齐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英雄管仲，共同创作了齐学的结晶——《管子》一书。他们不仅收集、追记和整理管仲的遗说佚闻，汇集在齐地产生、流传、发展的特色思想文化，同时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的现实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所主，各有所长，由此形成了《管子》书中的不同家派和《管子》书庞杂的特点。

简言之，《管子》一书的主体是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一批尊崇管仲的齐国佚名学者的集体创作，是齐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汇集与结晶。在刘向校书之前，这些汇集和创作可能一直在持续，据刘向《管子叙录》，刘向在整理此书时，共收集到“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这样就难免会掺入战国以后甚至是汉代的作品，例如《轻重》等十六篇讲的是经济理论和理财思想，学术界公认乃是汉代的作品。南宋学者叶适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堪称确当。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较好地梳理《管子》一书的内容，较好地解释关于此书的一些疑问和争议了。

（2017-12-11《中华读书报》节选）

《史记》的书生私见

费孝通

①我一生读书、教书、译书、著书，识字以来，除不得已外，70多年来，和书须臾不离。自称书生，当不为过。说来也难以自信，尽管我的小小书斋满架、满橱、满桌、满壁、满地都是图书报刊，但我常挂记在心头的书并没有几本。细细思来，关于太史公的《史记》实有不少久藏在心里的话，不吐不快。

②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父亲带我去拜见老师。礼毕，老师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图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父亲和老师作出这个安排，目的在学文，而不在学史。

③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还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要分别了，我去向老师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④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又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⑤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

⑥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⑦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在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时，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3321页注16下找到《集解》①说：“ 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古代施宫刑的牢狱）。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骃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⑧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自然难免被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②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⑨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更好些么？

⑩“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