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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农学家”
①提起袁隆平，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确实，作为在世界上备受尊重的“杂交水稻之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可谓大功至伟。但是，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网民尊称他为“人民科学家”时，这位77岁的世界科学大师却谦虚地说：“‘人民科学家’谈不上，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果要说什么家，我觉得农学家最合适。”
②1981年6月6日，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③1982年的秋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同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顿时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④1996年，中国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袁隆平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1998年，这一项目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获总理基金1 000万元资助，同时也被列入***，袁隆平可以坐头等舱，但他从来都是买经济舱的票。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考虑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的票。登机前，他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的票，换乘经济舱。
⑧他几乎将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此外，他还出资捐助过教育事业、慈善事业。
⑨有人这样评价袁隆平：“学者和平民之间，隔着一片苍翠的原野，如果学者穿越这片原野，他就会成为一位圣贤。”国际上这样评论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而袁隆平给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选自朱继东《大功至伟袁隆平：我是人民农学家》）
根据文章内容来看，袁隆平具有哪些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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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像一件小事的垃圾分类,却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共识。今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拉开帷幕。

纵观世界历史,垃圾分类的法制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面启动并发力的。在这一时期,有了前期的环境污染教训和环保宣传教育,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接受度更高;同时,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积累的科技和经济成果也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管理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党中央对垃圾分类做出统筹部署,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由于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系统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日趋完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

(摘编自常纪文《办好垃圾“小事”需大统筹》)

材料二：

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材料三：

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一种先进理念和高级模式,有利于提升垃圾处理系统效能与二次污染控制水平,有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垃圾分类还可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的逐步完善,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推行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将垃圾处理的重心前移,扭转目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局面,在生产过程和消费环节减少垃圾产生。居民通过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在“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等管理措施带来的相对不便利中,可以不断强化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垃圾分类才能由“盆景”变成“园林”,进而汇成“森林”,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总之,垃圾分类是个人文明的培养基、社会文明的试金石、生态文明的助推器。每个居民都应该成为垃圾分类的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各级政府应该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来落实,不宜抱着“应急”或“应试”思维,采用“运动式”或“表演式”的方式来推动。

(摘编自刘建国《垃圾分类:牵着民生,连着文明》)

请结合材料三，概括“推进垃圾分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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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
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我们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和弟弟继波便常常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我10岁的时候，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在日本参加了一个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的选拔赛，赛后喝酒时，沈君山说起桥牌的事，我一听桥牌就来了劲儿，借着酒兴跟他们猛吹我们是如何如何拿到冠军的。这时我最崇敬的老一辈棋手吴清源先生冷不丁给我来了一句“搏二兔，不得一兔”，意思是批评我在桥牌上花费的精力太多，势必会影响围棋。我口若悬河，正说在兴头上，一下子就呆了。我当时确实狼狈至极，着实让吴清源先生给教育了一下。
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敢想过将来自己能成为一位全国冠军，因为我觉得那些冠军们都是才华出众、高不可攀的人物。但自从参加集训队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把夺取全国冠军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对局胜率的提高， 这一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运会恰好给我提供了机会。
当时舆论界一致认为，冠军将在陈祖德和我之间产生，但一想到要和他进行一番生死搏斗，我就有些心惊胆战。陈祖德曾三次荣获全国冠军，又是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1974 年我就惨败在他的手下。没有和陈祖德比赛过的人，是很难想象他在棋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势是如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
这和一年前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想到此，我悚然一惊，去年那令人痛苦的一幕还会再次上演吗？我马上鼓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年来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即使输了也要拼得“壮烈”一些。这样一想，我的心平静了下来。
9月24日，景山公园的围棋比赛大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陈祖德久久地注视着棋枰，然后轻轻地揿下按钮，使比赛计时钟停止了走动——这是棋手认输的表示。我顿时感到一股狂喜的热流迅速地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记录上签名时，我的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这就是我在争夺全运会冠军征途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后我又战胜赵之云、王汝南，以十四连胜的战绩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的冠军，这是我获得的诸多冠军中的第一个冠军头衔。获得冠军，当然高兴万分，然而夺取冠军的艰难征途，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棋艺未精，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选自《聂卫平：围棋人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中国的围棋发展史上，聂卫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聂卫平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而在较长时期的比赛中连续地击败了日本最强棋士的第一人。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取得的十一连胜对中国围棋的振兴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功勋卓著，永载史册。为了艺术，聂卫平宁可放弃一盘棋，也不屑走“俗手”“愚形”，在重额奖金面前，能做到这点，殊为不易。
(《京江晚报》)
②围棋与经商本质相同，对弈过程为博弈，企业之间竞争也是博弈。围棋讲究布局，洪荒之始一子一方天地，企业布局亦然；围棋决胜中盘，企业经营相互角力，棋错一步，满盘皆输；围棋注重官子，企业成败在于大局，也在于细节。
(“聂卫平的微博”)
聂卫平在围棋之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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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①众所周知，“公”是相对“私”而言的，公共空间自然应该不同于私人空间。一家人坐电梯下来，电梯就是你的私人空间，一到大厅，有了外人，马上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应该小声说话。为什么?怕干扰到别人。这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可是，即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还是到处可见抽烟、吐痰，甚至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大声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总是将其归因于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开来。
②这是没错的，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③所谓“公共空间”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日常公共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是无所作为的，只要遵规矩、按常理、循旧俗就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将各种各样的私人意见、看法、观点等汇集为公意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公共意见”。当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需要的是理性，要让人说话，同时要辩论。
④中国人的古训是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而康德却说只有在公共场所，你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在私下里，你倒真应该执行你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国民”，“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共同心”，再以后，到1897年，就有人提到了“社会”这个词，专指国家之外为某种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于是“社会”就成了“绅士”表达其个人意愿的公共空间。而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
⑤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就叫“公共意识”。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公民的意识，知道我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知道我可以也应该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个人的不同见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个人的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获得别人的承认。“公民”，按其本意，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他对这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一旦“意识到”，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把本属“私”的东西变成“公”。
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也曾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他主张设立学校，并且认为，设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从而起到限制专权的功效，使学校成为绅士的公共空间。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私”所指的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家族的代表就是绅士。
⑦这当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个人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害怕家族完全取代了个人，害怕家族中的“家长制”蔓延为全社会的行为规则，然后又成为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依据。家国一体，社会的伦理秩序就是国家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人们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态度。
⑧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中国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根本前提。
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对中国人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这一“古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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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
万季飞
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七八年间，100多个国家共开设了300多个孔子学院和400多个孔子课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纽约中国文化游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文化带到了国外民众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形式正日益把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向世界。“走出去”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是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文化还远不是国际主流文化。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存在误解，有的国外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解放前。
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我国文化“走出去”，要更多地展示我国现实情况，展示当代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客观地说，当前我国“走出去”的多是传统文化，其结果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记住了熊猫、中国结、舞狮子、武术等中国符号，却依然对中国社会存有偏见和误解。因此，我国文化“走出去”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代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中国。
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在此，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即文化的相融性永远大于文化的特异性。中国人总是希望自己的文化是一尘不染的，殊不知，任何一个文化要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必须要牺牲一些自己的特异性。否则从排他性角度出发，对方永远不能像自家人一样去欣赏你的东西。自家孩子自家亲，适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途上怕是要让自己伤心的。京剧发展到今天，要是还死抱着“霸王回营必须是几步”的教条，那只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远离国粹。还有，孔子学院应该成为一个搅拌机，有鸡蛋、豆浆，还应该有其他佐料，这样才能众口均调。否则蛋黄是蛋黄，蛋清是蛋清，那就没法吃了。强调文化的特质，保持文化的纯洁，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把门槛搞得太高无异于自毁招牌，故意让人家看不懂或看错了，要是现在有人站出来说中国还有几个裹小脚的，我们需要把这几个小脚老太保护起来，那确是独一无二的，但又有什么意思呢？
其次，我们必须科学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在路径方面，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梯度扩展。亚洲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与我们血脉相连、文化相近，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首选目的地。非洲、拉美国家可以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二级目的地。我国与欧美国家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有效展示、沟通理解、求同存异上。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针对性，讲究策略。要研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以其他国家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喜闻乐见的媒介开展文化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文化“走出去”，要与经济“走出去”齐头并进，形成“双轮驱动”、互补互促的良好局面。但这也要防止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倒置现象。我们要把经济“走出去”的企业、自然人尽可能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国际经贸交往活动、项目都当成中国文化的载体。
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勇敢地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不断扩大影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贡献。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作者认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有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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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贾大山
彭侃
贾大山，生前一直住在河北正定城内，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几个城市。他的作品《取经》于1978年获得了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他是新时期河北省首次获得全国奖的作家。日本，有一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文学作品；可他在世的时候，却没有出版过一部自己的作品集。
在老朋友肖杰的眼里，贾大山是一个憨厚真诚的人。肖杰回忆了他们1986年一起出差等火车时的情景：“当时一男一女走过来，指着大山说，那个碎纸是你扔的，要罚你款。我说不是我们扔的。大山把我弄到一边去，给了钱。后来我问大山，那个碎纸明明不是咱们扔的，你怎么给钱。他说，没必要吵，跟他们讲不清道理。”
贾大山就是这样憨厚。对待朋友，则非常热情真诚。有客人到访时，他会亲自买菜做饭。有几位作家提到曾经在他家品尝过他做的菠菜蛋花汤，至今还印象深刻。
贾大山淡泊名利、无意仕途，但出于对文化事业近乎痴迷的热爱，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挑起了正定县文化局局长的担子。作家李春雷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为了修复正定隆兴寺这一国宝级的文物，贾大山奔走于京城、省城和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累得心力交瘁、肠胃溃疡，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紧咬牙关、冷汗直流，经过千难万难，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隆兴寺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49岁那一年，他辞去局长职务，回归文坛。1997年，贾大山因病逝世，年仅55岁。
“大山对他的文章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他的文稿都是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写的，如果有错字要改，他会用小刀挖下来，再一笔一画补上来，大山对自己的作品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都不放过，非常仔细认真。”当年的文友、编辑肖杰谈起贾大山的写作颇有感触，而最有感触的是贾大山的作品扎根生活，“没有一篇是在屋子里胡编乱造的”。
贾大山一生写了80余篇小说，绝大多数是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扎根农村、直面现实、风格清新，《取经》《花市》等不少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家彭程认为，写作就是贾大山整个生命的寄托，他的作品描述普通农村人的生存状况，描绘他们的日常哀乐，挖掘他们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同时以艺术来表现传统文化深邃悠久的历史和无限的生命力，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
虽然贾大山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他生前并没有出版过一部作品集。当时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作品集，但是都被他婉拒了。
对待自己的作品，贾大山始终怀有一种谦虚、淡泊的态度。据肖杰回忆，在贾大山生前就曾举办过其作品讨论会，但是他自己从不参加，肖杰记得贾大山曾对他说过：“我坐那儿人家都给我唱赞歌，都说我作品好，我要不在那儿，人家肯定畅所欲言，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有啥说啥。”
“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铁凝是这样评价贾大山的。她在《大山在我心中》一文中写道：“观其一生，大山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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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在创作上不赶潮流不跟风，而是根植于正定这块沃土，笔触深入老百姓灵魂深处，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他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常对我说：“咱们写小说，就是让人学好哩！”他是把写小说当作了佛教中的“布道”，给人以警悟、劝导。他说他写小说，是要为“这个浮躁的社会，增添一点清凉”。
(康志刚《怀念恩师贾大山先生》)
贾大山其人有怎样的性格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