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畔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满身尘土，戴着一副钢边眼镜的老人坐在桥畔。

这是一座浮桥。桥上车水马龙，汽车、卡车、男人、女人，还有小孩，蜂拥地渡过河去。一辆辆骡拉的车子靠着士兵推转车轮，在浮桥陡岸上摇摇晃晃地爬动着。而这个老人却一直坐在那里，木然不动。他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再迈动脚步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了解桥头周围的情况，摸清敌人的动向。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回到了桥畔。这时，桥上的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寥寥无几，而这个老人还是坐在那里。

“你是哪里来的?”我上去问他。

“从桑·卡洛斯来的。”他说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桑·卡洛斯是他的家乡，所以一提到家乡的名字，他感到快慰，露出了笑容。

“我一直在照管家畜。”他解释着。

“喔。”我对他这句话似懂非懂。

“是呀，”他继续说，“你要知道，我在那里一直照管家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桑·卡洛斯的呐。”

他看上去既不像放牧的，也不像管理家畜的。我看了看他那满是尘土的黑衣服，看了看他那满面泥灰的脸颊，和他那副钢边眼镜，问道：

“是些什么家畜呢?”

“好几种，”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没有办法，我是不得不和它们分开的。”

我注视着这座浮桥和这块看上去像是非洲土地的埃布罗三角洲，心里揣摩着还有多久敌人会出现在眼前，也一直留神地听着是否有不测事件发生的联络信号声。而这个老头仍然坐在那里。

“是些什么家畜呢?”我又问他。

“共有三头家畜，”他解释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一定要同它们分开吗?”

“是呀，因为炮火呀!队长通知我离开，因为炮火呀!”

“你没有家吗?”我问的时候，举眼望着浮桥的尽头，现在只有最后几辆车子正沿着河岸的下坡，疾驰而去。

“我没有家，”他回答说，“我只有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家畜。当然，那只猫没有问题，它会照管自己的，可是，其他的牲畜怎么办呢?”

“你的政见怎样?”我问他。

“我毫无政见，”他说，“我今年76岁，刚才走了12公里，现在已经寸步难行了呀。”

“这里可不是歇脚的好地方，”我说，“要是你还能走的话，你就到去托尔萨的叉路口公路上，那里还有卡车。”

“我等会再去。那些卡车往哪里去呀?”

“朝巴塞罗那方向去的。”我告诉他。

“那个方向我没有熟人，”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他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地望了望我，似乎要谁分担他内心的焦虑似的。然后说：“那只猫没有问题，我心中有数，不必为它担心。但另外的几只，你说它们该怎么办呢?”

“嗯，它们可能会安然脱险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罗，”我说时，又举目眺望远处的河岸，现在连车影也没有了。

“我是因为炮火，才不得不离开的。而它们，在炮火中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打开鸽子笼?”我问。

“打开了。”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对，对，它们会飞的。……但另外的牲畜呢?唉，最好还是不去想它们吧。”他说。

“要是你已经歇得差不多了的话，应该走了。”我劝着他，“站起来，走走试试吧!”

“谢谢，”他边说边挣扎着站起来，但身子一个摇晃，朝后一仰，又跌倒在尘土中了。

“我一直在照管那些家畜，”这时，他说话的声音单调、刻板，也不是在对我说，“我一直就是照管家畜的。”

此时此刻，我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是复活节后的星期天，法西斯军队正朝埃布罗推进。阴霾的天空中，云幕低垂，一片灰暗，连敌人的飞机也无法上天。

猫儿会照管自己，飞机没有上天，这就是那个老人能碰上的全部好运了。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中国人，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史记》《汉书》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

“国学”是个好东西，但也有局限性。“国学”的不少内涵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而成为历史的惰性与包袱。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孙子兵法》中的“视卒如婴儿”，会觉得它很爱兵，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若驱群羊”，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在“国学”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

今天弘扬国学，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如果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第二，要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书本知识。再看《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经史子集里却淡化了操作、实践性的东西。“学习”中的“学”，是被动的、灌输性的学，“习”，是在实践中练习、升华。现在我们只有“学”，没有“习”的成分了。

（摘编自黄朴民《“国学”断想》）

有户人家被老鼠害苦了，主人便要了一只捕鼠的猫。那只猫很会捕老鼠，也喜欢捉鸡。一个多月以后，他家里的老鼠捉尽了，但家里养的鸡也被吃光了。他儿子认为那只猫是个祸害，就问父亲：“为什么不赶跑它呢”父亲说：“我们的祸患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老鼠偷吃粮食，咬烂衣服和家具，使得我们挨饿受冻，这不比没有鸡更有害吗?没有鸡，我们最多不吃它罢了，离挨饿受冻还远得很呢，为什么要赶走那只猫呢?”儿子辩解道：“老鼠毕竟没有了，猫的用处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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