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十七岁 龙应台

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汩汩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汩汩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又，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他看着我。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作‘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 名的。”

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即津巴布韦，出题者注）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粟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