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忆李白^①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②，俊逸鲍参军^③。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杨一清，字应宁，其先云南安宁人。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年十四举乡试，登成化八年进士。父丧，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书舍人。弘治十五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

武宗初立，寇数万骑抵固原，总兵曹雄军隔绝不相闻。一清帅轻骑自平凉昼夜行，抵雄军为之节度，多张疑兵胁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发火，响应山谷间。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绥、宁夏、甘肃有警不相援，患无所统摄，请遣大臣兼领之。即命一清总制三镇军务。而刘瑾憾一清不附己，诬一清冒破边费，逮下锦衣狱。大学士李东阳、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归。

安化王寘鐇反。诏起一清总制军务，中官张永监其军。未至，一清故部将仇钺已捕执之。一清驰至镇，宣布德意。永旋亦至，一清与结纳，相得甚欢。知永与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永曰：何谓也？一清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前弊，收天下心。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于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竟如一清策诛瑾。

一清性阔大，貌寺人，无子。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凡为瑾所构陷者，率见甄录。馈谢有所入，缘手即散之。后以疽发背死，赠太保，谥文襄。

(节选自《明史·杨一清传》，有删改)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

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往往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人们对裸体照片、裸体雕像和裸体画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常常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造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节选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有删改）

“博雅”宅易主

“博雅”宅在北京的四合院中，以大小而论，只可以算中等。但就建筑工艺来说，这座院子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主人参与设计，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雅致和宁静；再由于地理位置适宜，既不临近闹市，又不远离大街，关上门与世隔绝，走出去四通八达，很适合动、静自如的居住要求，特别是对于既要在人世间奔走、又要寻求自我宁静的人。

但是，这里住着的却是警察局的一个侦缉队长，既不“博”，也不“雅”，穿着一身黑警服，腰里别着“家伙”，专跟铁镣、手铐子打交道。

据说，这房子落到侦缉队长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位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潜心于读书品画，把玩秦砖汉瓦、古董文物，尤其喜爱历朝历代的玉器，以“君子比德于玉”自慰。平日闭门谢客，惟有几家玉器商店和作坊，偶尔走走，发现珍宝，必以倾囊购得为快，即使价格太高，财力不及，也要反复观赏，尽得其乐才可作罢。若耳闻谁家藏有美玉，虽素昧平生，也不耻登门，求得一睹为快。年已耄耋，常常这般癫狂，被人讥为“玉魔”，老先生听到，也不恼怒，反以为荣。年过八秩，寿终正寝，儿孙不肖，倾家荡产，房子便也改了主人，归了侦缉队长。但老先生的遗风还留着影子。

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侦缉队长突然想把“博雅”宅卖了。这所房子虽好，却不让他住得安生。一天夜里，他在熟睡之中被一声怪叫惊醒：“我可扔了，我可扔了！”

接连好几夜，他都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喊声，仿佛是那位过世了好些年的“玉魔”老先生的声音。侦缉队长是敢要活人命的角色，本来不该害怕那早已朽烂的枯骨、深夜游荡的幽魂，但想到买房子时的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再加上老婆讥笑他“心有亏心事，才怕鬼叫门”，便不寒而栗，生怕某一天那“声音”真的扔下一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

忽一日，有人上门。侦缉队长只需一瞥，凭着多年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已经大体把来人看透，冷冷地问：“找我什么事儿啊？”连个称呼都没舍得给。

“听说府上的房子不够住了，要换换？”来客说。

侦缉队长心里一动：这个人倒是直来直去，买得这么急！其实，他心里也急，单刀直入地对客人说：“好。你是替谁来看房子的？他为什么不自个儿来啊？”

客人微微一笑：“我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嘛！”

“噢？”侦缉队长一愣， “你……您贵姓？”

“敝姓韩。”

“韩先生，”侦缉队长用了个尊称，“您先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儿？”

“不必看了，”客人却说，“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这儿之前，我就看过。现在既然您要乔迁，我也就正好要买下了，只听您说个数目……”

侦缉队长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这个人早就相中了这地方了，不看就买，好痛快！侦缉队长心里高兴，看来这房子确实是好啊！能遇见这么个真心想买的主儿决不能放过！他在心里把原来想好的价钱又加了两成，才说：“你给一万袁大头吧！”

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回答得爽快，只有一个字：“成。”

侦缉队长又是一愣，想再抬价，已是不可能了，灵机一动，又补充说：“可有一条，韩先生！我卖的只是房子，二道门里的那四扇黄杨影壁，可没打在里头，我得搬走！”

“这……影壁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嘛，”买主儿沉吟着说，“我买这房，也买这影壁，价钱可以商量。”

“那您就再出两千！”侦缉队长摸透了对方的心理，自然就不客气了。

“成。”买主儿一言为定，“您就准备乔迁吧！”

“您不也得准备准备钱吗？”

“等几天倒是不碍事，您尽可从容，”买主儿说，“钱嘛，您现在就可以派人跟我到柜上去取一万，算是订钱吧，余下的两千，等您搬完了，再清账。您以为如何？”

侦缉队长简直被惊呆了，谁见过这样的买主儿？他说出个价儿来，人家一个子儿不还嘴，当天就给一万，买卖行里哪儿有过这样的先例？预付三成的订钱就说得过去了！这个人……他有多少钱？他是谁啊？

“您贵姓？”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面已经问过的话。

“敝姓韩。”

“请问台甫……”

“韩子奇。”

“哎呀！”侦缉队长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惊叫起来，“您就是奇珍斋的韩老板？久仰，久仰！怪不得……”

货卖识家。成交之后，皆大欢喜。

不日，房子腾空，“博雅”宅便成了奇珍斋主的府第。

（节选自《穆斯林的葬礼》，有删改）

材料一:

近期，都市情感剧《都挺好》的热播引发了全民大讨论。究其原因，也许与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创作者将人物塑造回归于人本理念核心，将情节构筑扎根于现实主义基础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都挺好》以符合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和情感转变为戏剧主干，而非以机械性的情节冲突推动故事。在愚昧强势的母亲去世后，除了不得不应付自私虚伪的父亲、愚孝无能的大哥、刻薄暴力的二哥折腾出的“一地鸡毛”，女主角苏明玉还要在情感纠葛、职场纷争间疲于奔命。然而，即便心负童年的阴影羁绊、即使也曾迷惘和失落，苏明玉依旧选择了独立自强、直面困境，在混沌的伦理困局中坚守光明。

而剧情矛盾点的设计上，《都挺好》始终在通过人物引发矛盾的同时，力图以现实主义的主基调将影视剧外的百态人生和社会热点巧妙地刻画交织于光影冲突之中，从而勾勒出具备真实的时代轮廓和讨论空间的艺术场域。实际上，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小说或戏剧，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背后，那些真正引发观众悲欢共鸣的泪点和笑点，往往是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警醒和反思的情感纽带所在和人性矛盾关隘。

在融媒体时代，将时代艺术之光与主流风尚相结合，创作出令青年受众同样喜爱的文化趣味，全面洞悉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仅仅是《都挺好》还远远不够。任何一部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中，精湛的拍摄技巧和跌宕的情节设计固然重要，然而饱满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更不可或缺。

（选自《光明日报》2019-04-03，有删改）

材料二：

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最初认知和感受的世界，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你对世界的认知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都挺好》进入了对原生家庭的深入剖析。不少女性观众对苏明玉这个角色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些男性观众也从苏明哲、苏明成的性格悲剧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像苏家这样的原生家庭其实并不鲜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可能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苏明玉为我们做的一个极好示范是——赶紧断奶，尽快实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早日从原生家庭解脱出来。但经济独立了，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割裂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难以与原生家庭割裂——物质上的割裂可能还更容易，精神上的割裂更困难。

（选自《澎湃新闻》2019-03-04，有删改）

材料三:

跳出电视剧集的本体而论，《都挺好》在此时出现并收获不少好评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它印证着艺术创作审美及其背后折射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曾几何时，家庭题材剧集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强调统一与和谐，强调父母对子女、个人对家庭的付出，乃至不和睦、不融洽的元素往往在创作中被定义为负面、消极的剧情动因，是最终必须要被消解掉的。而在《都挺好》的叙述中，我们却发现，家庭问题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可能是中性的、可能是有情可原的，并且可能是更符合客观存在的。家庭题材剧的主旨内核在《都挺好》中开始有从“整体利益”向“个体感受”松动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创作进步的象征，它意味着，新生代的创作者与观看者都逐渐看清、接受并重视“独立个体”的意义。而当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需求能被看到且能被尊重时，“家庭”的意义也许将会更立体、更丰富、更现代。

此外，通过观众评论《都挺好》时发出的“求编剧不要强行给大团圆结局”的呼吁，我们也能捕捉到大众对于家庭题材类电视剧欣赏观念转变的信号。近年来国产家庭剧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虽然电视剧集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属性并未改变，但大环境的观赏水准和评价体系与过往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家庭剧普遍性花团锦簇的大团圆结局中，开始有观众期待有更多留白、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剧集收束方式。这是观众审美观念的成熟，亦是对创作的鞭策与挑战。

（选自《北京日报》2019-03-15，有删改）

当今社会，时间就是效率。有人说凡事兵贵神速，不学蜗牛爬，要学千里马；也有人说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不达。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