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湖 早 春^①

[唐]白居易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蘋生。

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

晏子对曰：“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若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愿致诸侯，不亦难乎？公之言过矣。”

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槀邑。晏子辞曰：“吾君好治宫室，民之力敝矣；又好盘游玩好，以饬女子，民之财竭矣；又好兴师，民之死近矣。敝其力，竭其财，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婴之所以不敢受也。”

公曰：“是则可矣。虽然，君子独不欲富与贵乎？”

晏子曰：“婴闻为人臣者，先君后身，安国而度家，宗君而处身，曷为独不欲富与贵也！”

公曰：“然则曷以禄夫子？”

晏子对曰：“君商渔盐，关市讥^①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

公曰：“此三言者，寡人无事焉，请以从夫子。”

公既行若三言，使人问大国，大国之君曰：“齐安矣。”使人问小国，小国之君曰：“齐不加我矣。”

（节选自《晏子春秋》，有删改）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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