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

苏轼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①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注释）①：荦确：山石大而多的样子。

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①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②，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注）①皇皇：匆忙。“皇”，同“遑”。  ②子云：西汉扬雄的字；仲淹：隋末王通的字。

①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②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③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④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时间与传统》序言

张光直

①布鲁斯·坎格尔教授的《时间与传统》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的好书，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它的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

②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但里面却根本没有涉及“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而有它历史上的因素。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这种论断固然很不可靠，但传统史学的确有特别着重记述客观史实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现象。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自有它趋于极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

③其实，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得说清楚在使用“考古学理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在《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里，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我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因而在一般的运用中，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做何选择，如何做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进行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

④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我们到野外去调查遗址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查？考古调查不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们当做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或不同文化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便与我们调查的范围、深度、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有很大关系。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从打桩子到回填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怎样能忠实地记录资料，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范围、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发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发掘出来的遗物如何进行处理？有哪些可以留下来，哪些可以抛弃？对器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在进行自己的选择时，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论的。这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

⑤四五十年来，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别发达的。因此，考古学工作可在许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并且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

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坎格尔这本书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布鲁斯·坎格尔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的马克给尔大学任教。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而且多年来，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掌握，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在即，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

1987年4月于美国哈佛大学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吾国吾民大多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于是，人的精神亦渺小瑟缩，个人的价值被降低。“相信个人的力量”，应是健全的公民社会中，人的自觉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