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初,制盐是一种力役,灶户必须生产食盐,而非灶户人群不得制盐。因此,泉州盐场地区以制盐为主,农业次之,商业行为尚少。明中后期,随着盐课折米、折银,泉州盐课与食盐脱离关系,福建运司系统减弱对灶户的人身控制,制盐从力役演变成较为纯粹的经济行为。盐场地方人户可较为自由地选择谋生方式、致富手段,他们利用泉州濒海滩涂、优良港湾、近海航道等各种优势资源发展经济,促进盐场地区盐业、商业、农业、手工业及近海养殖业齐头并进。

——摘编自叶锦花《明代灶户制度变革与区域经济变迁——以福建泉州盐场地区为例》

材料二　 清末民初,淮南煎盐的成本要高于晒盐14-16倍之多,每副盐灶须配置十亩甚至数百亩草地,广大盐民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形式谋求生存,盐商也伺机寻求更高利润的生财之道。1914年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一年之内颁布了4部条例,鼓励废灶兴垦。他利用个人声誉领衔成立“农垦银行团”,组织几十家股东成立了大丰盐垦股份公司。巨大的原棉需求导致1915年“废灶兴垦”的热潮在淮南盐区全面铺开。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1937年,淮南垦区有集镇25个,轧花厂6个,纺织厂2个,榨油厂5个,诊所10个,合作社10个,小学54所,中学2所,雨量测候所10个。

——据林刚《张謇与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对淮南盐垦事业的分析》等

材料一 明清徽州绅商往往是由商向绅的单向流动……徽商通过捐赀得官，“俨然列于缙绅”……显然有助于提高徽商调节商业纠纷、抗衡官吏敲诈的能力……为了跻身于绅衿行列，徽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商业利润，一些徽人就感慨过；“捐监援职，计费匪轻”。同时，“输粟入监”与“官衔买卖”的推行，使一部分商人通过身份买卖的方式得以进入更高的等级，既维持了旧的身份等级体系，又削弱了社会反抗的势力，增强了商人与官僚、封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

材料二  1870年以后，因为官员们开始主办工业企业，许多买办商人都被招聘去当官办企业的经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或监督各种新办的企业。正像商人捐纳官衔那样，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从而扩大了商人队伍。到了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了。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商人大阶级之内的新的“绅商”社会阶层。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三 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的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但从本质上已不同于二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下，其价值趋向是近代的。下表是苏州几名上层绅商的产业及收入分布情况：

——摘编自《苏州商会档案》

材料四  20世纪初年，当清政府亲自着手推行现代化时，主要通过重用绅商等手段，来加强官、商之间的联络。事实上，由绅商出面来调谐官商关系，尚存在有负面意义的一面，绅商在经商营工，攫取利润的同时，骨子里仍潜藏着儒家文化意识。这不能不损害他们创办企业的成就，阻碍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中国的抽萌、成长。

——摘编自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