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