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義、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们开创了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启蒙思想家是这种趋势的最高峰。启蒙思想家们力图运用理性来分析自然界、政府、宗教、法律和教育，而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的教义，彻底摈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贤的论说。他们强调个人的潜在价值，将好的现世生活视为生命的真正目的，坚信个人能够通过理性之光完善自身和社会。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建立在全新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概念之上的政治哲学，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应只是聚敛权力，也应该增加人类的幸福。基于这一点，毫无建树的君主制甚至寡头政治，都越来越显得难以适应。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划分国家的权力，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政体的出现。在卢梭看来，人民彼此都以平等身份共同签订契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权力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而非任何个人。故“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摘编自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

材料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极大地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创造着更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而世界近代自然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并对封建教会神学产生了极大地冲击。

——《自然科学与神学》

材料二 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与天上的星球，从而昭示了一种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整个思想界不禁为之亢奋，人们因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唯物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到18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知识精英大多数已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此情况在法国尤其突出，极富幻想天分的法国人还自然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也绝不会例外。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孙中山出身贫农，十岁始入私塾，但儒家思想对其影响至深，后来他曾说：“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望之大同世界，”并多次亲笔书写《礼运，大同》的全文以激励全党——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移居英国。后来他对张国焘说：“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的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秦正为《孙中山与社会主义中国化》

材料二 ***同周钊的谈话中。谈了中国革命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因为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或者结合得不好，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的亏……从1935年起，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好的结合起来，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可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了。于是，大家觉得很有必要给这种思想体系安个名称”。***说：“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思想’，绝不是说‘***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正确思想在内的。……当然，在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多一点。”

——摘自陈新明《领袖情——***与周世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