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锋像巨人一样________（站立 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________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弛，像山泉在呜咽________，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选自陆定一《老山界》）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甲）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晩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节选自《资治通鉴》）

（乙）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随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寻^①复南奔，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②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干。帝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③，唯傅修期耳。”

（节选自《傅永列传》）

最美人瑞^①这样走来

柳鸣九

①早在做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于是比起别人，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按“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对她这样的旧时代过来的海归大家，作为小字辈的我，要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②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遒劲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和其夫君锺书先生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背心短裤就见客不同，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至于冬天，季康先生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是高雅气派。她始终保持着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在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不过，季康先生的妆容几乎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③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都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在学习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多年后看到她以“点烦”原则（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翻译《堂吉诃德》，才发现，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且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

④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位。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像邻里阿姨。

⑤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要知道，不少老战士都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

⑥“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获得平反，有家回不了，四处流转。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在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同是天涯沦落人，处境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极高的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

⑦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后主动支援了我们几百元钱。后来有一天，她的助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们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要你们收下，什么道谢的话都不要讲。”先生雪中送炭，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只是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又有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⑧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两位先生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且持续了好几年。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却能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⑨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20世纪80年代初，我访法归来写的两本书准备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锺书同候。”

⑩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叨扰。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的声音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再不可能有“锺书同候了”。

一面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定了过来。“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X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 “哪里贵？你看这纸……”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是的。”我低低地说。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