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大师什么是大

朱晖

    ①最早发现并引荐陈寅格这匹“千里马”的，是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格。曹问：“陈寅格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一听，十分震惊，这才同意聘请陈寅格。

    ②陈寅格在国外陆续留学20余载，潜心读书和研究，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通晓三十多种文字。由于他始终对博士、硕士之类的学位淡然处之，所以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幸亏梁启超慧眼识珠，才使得这位旷世奇才没有“遗于野”，也才成就了这位日后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教授中的教授”。按理说，陈寅格对梁启超不说感恩戴德，至少也应该礼让三分。但是，因为一个古人陶渊明，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

    ③陶渊明出生在东晋末期，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也是有名的隐士。东晋灭亡后，陶坚决归隐，誓不与新政权合作。他的举动，关系到所谓的“名节”问题，也引发了后世的长期争论。作为史学大家的梁启超，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动机，是当时士大夫廉耻扫地，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陈寅格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陶渊明“耻事二姓”才是可信的。同时，针对梁启超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的做派，陈寅格批评他“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

    ④应该说，陈寅格批评不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劝他：“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陈寅格笑答：“错了，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那么，梁启超又会怎么想的呢？“饮冰室主人”生性洒脱不羁，当有人嘲笑他“引狼入室”时，他回敬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无论是批评陈寅格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⑤相对于梁启超所言的“小”，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相应地表述过“大”。有学生问他：“您教书的目的是什么？”韦伯答：“是让后来的人超越自己。超越老师就是尊敬老师。”学生又问：“您就不怕学生超越了你反而瞧不起你了？”韦伯大笑：“孩子，这样想太狭隘了。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在做一件比他们自身还大的事，那就是学术。”

    ⑥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追随柏拉图。他对老师非常崇敬，曾写了一首诗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然而，当亚里士多德思想日益成熟之后，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与柏拉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他勇敢而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结果遭致众人的谩骂，说他背叛了老师。对此，亚里士多德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需要补充一句，这个真理被实践所检验、证明了得。

    ⑦到底何为大师呢？他既不是头顶的光环，也不是姓名前的头衔，除了的学问、广博的见闻、宽阔的胸襟，更需要一种超越个人荣辱成败和恩怨情仇的境界。大师者，是把学术看得远大于自身，心中超越一切的是对真理永不妥协的探索。

（选自《学习博览》）

    文化雅俗观是在王纲解纽、政教分离、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阶段发生的。虽然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人格为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识，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倾向，但是，这时的知识分子都仍然将自己的学术和社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希望自己的学术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甚至盼望有君主赏识他们，依靠他们来改良社会政治。在诸侯们尚无力控制社会力量、需要争取社会支持的情势下，知识分子大都能够“乐道而忘人之势”或“以道抗势”，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理想和社会精神的代表者所具有的人格力量。

    然而，一旦统治者们有了掌控社会的政治力量，有了规范社会的统一思想，那些希望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与统治者合作，为统治者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赴秦前对他的老师荀子所说的一段话表明，他是抱着屈身事主、争取富贵的心态去见秦王的，这与孔子、孟子所主张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而和韩非主张的尊人主之势的思想是一致的，反映出战国末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当国家需要统一，而统一需要政治权威的形势下，在主强臣弱、“势尊道卑”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要实现文化理想和自身价值，除了依赖于政治权威外也没有其他选择。于是，知识分子便从幻想中的“为王者师”蜕变为现实中的君王“言语侍从之臣”，文学不再是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崇高勋章，而是为天子“润色鸿业”的漂亮花环，精英文学不得不与贵族文学联姻，文化雅俗观也就与政治雅俗观合流了。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用铁血手段粉碎了知识分子坚持文化操守的痴情梦幻，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则用绥靖政策激发了知识分子为政治服务的巨大热情。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正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语境和“劝百讽一”的文化期待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从大赋的创作来说，它是地道的精英文学;而从大赋的消费来说，它又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实际上，它是精英文学与贵族文学的联姻，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依附于政治权力之后的文学新变。早期的汉大赋还多少保留有一点诗人的讽谕传统，而后期的汉大赋就只剩下“铺张扬厉”的华丽辞藻了。正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随着汉代政治鼎盛时期的结束，汉大赋也逐渐式微，以致“少而好赋”的扬雄到晚年悔其少作，以为大赋乃“雕虫小技”，声言“壮夫不为”。

    汉大赋的衰微宣告了精英文学依附于贵族政治的破产，却为文学的私人化和情感化开辟了道路，抒情小赋的兴起和文人五言诗的诞生使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加强，而以人格为基础的文化雅俗观便逐渐向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转变。

（摘编自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