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周云渊先生传

黄宗羲

周述学字继志，别号云渊，越之山阴人。好深湛之思，凡经济之学，必探原板委，尤邃于易历。古之言历者以郭守敬为最。而守敬所作历经载于元史者，言理而不传其法。

周述学字继志，别号云渊，是越州山阴人。他喜欢深入精细地思考，只要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他)一定要探究其中原委，尤其精通易历。古代那些谈论历法的人以郭守敬最有名。但郭守敬所写记载在元史中的历经，只说规律却不传授方法。

自西域经纬历入中国，始闻经纬凌犯之说。然其立法度数与中历不合。毗陵唐顺之慨然欲创纬法，以会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学乃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以毕顺之之志。古来无所谓星道者，述学正其讹舛，删其繁芜，补历代之所未备。莫不各有成书，发前人所未发。盖博而能精，上下千余年，唯述学一人而已。

自从西域的经纬历传入中原，才听说有经纬凌犯的说法。但这种说法确立的法度多与中原历法不合。毗陵人唐顺之对此十分感慨，就想要创立纬法，来使中西之法融会贯通。(但从他开始做官到)任期结束都没有成功。周述学于是撰写《中经》，采用中原的计算方法，测验西域的占象术，来完成唐顺之的心愿。古代没有所谓星道，周述学修正其中的错误，删除其中繁多芜杂的内容，补充历代所没有具备的地方。没有不各自成书，闻发前人所没有阐发的。而且内容广博精当，上下千余年，(能做到这样的)只有周述学一人而已。

嘉靖间，赵司马访之边事，述学曰：“今岁主有边兵，应在乾、艮二州，京师可无虞也。”已如其言。总督胡宗宪征倭，私述学于幕中，以密计，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变，述学论以国运安平，不可妄动，其魁亦信述学之言多验，谋遂寝。述学在南北兵间，多所擘画，其功归之主者，未尝引为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

嘉靖年间，司马赵锦咨询周述学一些边防之事，他说:“今年主要部署边防军队，应该在乾、艮二州，京师就可以没有忧患了。”后来果然如他所言。总督胡宗宪征讨倭寇，私下里将周述学安排在自己的幕僚中，向他咨询一些机密策略，最终成就在海上战胜倭寇的功绩。杭州发生兵变，周述学认为应该确保国运安定和平，不可轻举妄动，兵变的首领也相信周述学的话大多会应验，因此谋反的计划就搁置了。周述学在南北的军队中，多有所策划，他把功劳都归结到主子身上，从未说成是自己所有的功劳，因此人们都不能了解。

甲戌，余邂逅述学诸孙周仲，见其架上堆云渊《神道大编》数十册，其册皆方广二尺余，仲言遗书多所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余欲尽抄其所有，会仲游楚，不果。丙戌乱后，于故书铺中得中经测图、地理数种，见其历宗述学之《通议》，而掩之为己有也。余读嘉靖间诸老先生文集，鲜有及述学者。唐顺之与之同学，其与人论历，皆得之于述学，而亦未尝言所得之自，岂身任绝学，不欲使人参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禄位相高，多不说学，述学以布衣游公卿间，宜其卜祝戏弄，为所轻也。虽然，学如述学，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选自《黄梨洲文集》，有删改)

甲戌年间，我偶然遇到周述学的孙辈周仲，看到他的书架上堆满了周述学编撰的《神道大编》数十册，每册都长宽二尺多，周仲说遗留下来的书籍大多散失，这里的还不到(他所编写书籍的)十分之一二。我想完全抄下来据为己有，不巧周仲远游楚地，没有实现。丙戌年动乱之后，(我)在一个老书铺中搜得多种中经测图、地理书，看到其中的历法都继承周述学所写的《通议》，可他们都窃取观点据为己有。我读嘉靖年间各位老先生的文集，很少有涉及周述学的。唐顺之与周述学是同学，他和别人谈到历法，观点都是从周述学那里得到的，但他从未说过自己的观点来自周述学，莫非他是想独占绝学，不愿意让别人参与其中吗?天下持续太平已经很久了，读书人用科举、名利、俸禄、官位相互攀比，大多不再谈论学问，周述学凭借平民的身份交游于公卿之间，本来就是被当作专管占ト祭祀之徒戏弄，被别人轻视的人。即使这样，做学问就该像周述学那样，本来千年如朝タ一样，哪里能够凭借一天就可以知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