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崇儒学》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送徐尚之序

张惠言

尚之以诗、古文名天下。乾隆戊戌、己亥间，余尚少，方学制艺文（1），而余姊之婿董超然喜为诗，与尚之交最密。余以此识尚之，读其诗文。其后尚之游京师，校书四库馆，试官河南，超然往往与偕，而余迄不得相见。然见超然，未尝不言尚之也。超然言尚之居京师时，其尊甫被吏议逮诣刑曹，少司寇杜公以谳鞠（2）失实得谴，事不可测。当是时，尚之以诸生旅居，贫困，衣食弗能给。出则左右营护，事卒得解释；入则供具衣物酒肉，起居纤悉无不周办。其尊甫愉然不知逮系之戚，并不知其子之贫也。“人之知尚之者，取其儒雅醇粹而已，而吾之重之以此。此其至诚，抑有才知焉。”超然言此时，眉目怒张，神色飞舞，闻者皆为慷慨。余以是贤尚之，又多两人之交能以道义相取也。

尚之在河南，五摄知县事，皆有声，以忧去。嘉庆五年十月，起谒吏部，引见，仍试用河南。而超然适以应顺天试不得解，留京师。三人者遂复得偕晤。回顾始相识时，年各少壮，今二十载矣，超然与余须始白，而尚之发溓然，盖三人者皆将老矣。超然既困有司，不得志；尚之亦局促于一官，非其所乐。独两人诗、古文益奇，盖其性情气概，有非劳苦忧患所能损者。余又以知两人者之所得有在，而非世之役役者也。

余少学诗，不成。年三十余，始为古文，愧未闻道，而尚之独见许，亟称之。于其别也，超然曰：“子不可无言。”余曰：“然。”乃谂之曰：古之以文传者，传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自汉之贾、董，以逮唐宋文人，韩、李、欧、苏、曾、王之俦，虽有淳驳，而就其所学，皆各有以施之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则不足以传。今子为古之文，学古之道，立身事亲，既至矣。独位卑，任之者浅，道不得于下。古之人不能必其道之果行也，而无一日忘道之行。故十室之邑，未尝不以先王之道治之。方今天子申饬吏治，大吏方务求才，尚之之得为于时，必也往哉！以子之事亲者当官，何事不济？若曰古之道不可用于今，则非吾之所敢知也！

（选自《茗柯文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