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之供给，未尝阙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今固尽有向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三代者。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

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尽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

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

（取材于欧阳修《原弊》）

《说文解字》叙

（汉）许慎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今之诸生竞说字解经，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选自《说文解字·叙》，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