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节选自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乙）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莉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水”，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词就是指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节选自海伦·凯勒《再塑生命的人》）

（丙）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

（节选自鲁迅《范爱农》）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买东西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A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B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背影》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中已经饱尝艰辛，这使我在三十年的军旅生活和革 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有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 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 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____***,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过上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美丽的颜色（节选）

①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地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女人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

②娄蒙路的棚屋，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标上记号永远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的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③然而，玛丽和比埃尔更要习惯忍受室外的严寒，他们炼制沥青铀矿的设备极其简陋，由于没有把有害气体排出去的“通风罩”，炼制的大部分工作就必须在院子的露天地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位物理学家就匆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因烟窒息。

④这种极特殊的治疗结核症的方法，玛丽多半没有对佛提埃大夫吹嘘过！

⑤后来她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而且几乎没有人帮助我们把这件既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做好。这像是要由无中创出有来。假如我过学生生活的几年是卡西密尔·德卢斯基从前说的‘我的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岁月’，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这个时期是我丈夫和我的共同生活中的英勇时期。”

⑥“……然而我们生活中最美好而且最快乐的几年，还是在这个简陋的旧棚屋中度过的，我们把精力完全用在工作上。我常常就在那里做我们吃的饭，以便某种特别重要的工序不至于中断。有时候我整天用差不多和我一般高的铁条，搅动一大堆沸腾着的东西。到了晚上，简直是筋疲力尽。”

⑦由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工作的。

⑧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镭盐。

⑨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做的是壮工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做细致的实验。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渍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

⑩她独自一个人就是一家工厂。

⑪她写道：“我一次炼制20公斤材料，结果是棚屋里放满了装着沉淀物和溶液的大瓶子。搬运容器，移注溶液，连续几小时搅动熔化锅里沸腾着的材料，这真是一种极累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