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文化无所不在的今天，美育不能只把视野局限于传统经典。流行文化对于人们的审美经验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可以说不少人的审美经验主要于流行文化，养成于流行文化之中。流行文化包围着、渗透着、构建着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审美感知，影响着我们对运动、节奏、结构、颜色、声音、故事的认识，决定着我们对人物、主题、价值、世界的思考和评价。我们还应该清楚认识到，当今时代，流行文化是表达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放眼世界，印度、法国、英国等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固然得益于其文化历史，也得益于他们在流行文化方面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法国的时尚文化是法国人民的自豪，更是时尚文化的风向标。印度电影塑造印度人民的美好梦想，《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等传达印度人民希望改变贫困现实、改革社会不平等、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流行文化能够壮大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国家形象更富有魅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行文化创作生产取得长足发展，但影响力依然还有不足，其标志是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全球的流行文化“热潮”。这就需要我们鼓励并进一步释放流行文化创造力，真正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提高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的流行文化，“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节选自张建珍《重视流行文化美育价值》，有删改）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

徽州祠堂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徽州祠堂在徽州古建筑中，无论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还是雕刻装饰等都是高档次的，它在村镇中一般是最华丽高大的建筑。一般是三进，分别为门厅、享堂、寝室。门厅由大门和过厅组成。大门后是天井，天井两边为厢房，供预备供品和分胙^（注）之用。天井中间用石板铺设过道，过道两侧各种植一株柏树，象征宗族兴旺，四季发达。享堂是祠堂的主体部分，高大雄伟，壮观气派。这里是祭祀祖先、处理本族大事的场所。大姓的厅堂能容纳几千人，小姓的亦可容纳数百人。寝室（也叫“寝”）是供奉祖先牌位之所。为表示时祖先的崇敬．体现祖先至高无上的思想，寝室地基要高出祠堂其他建筑丈余，祭祀时沿高高的石阶而上，体味尊祖敬神的感觉。整个祠堂的建筑从大门到寝室，由低而高，循序渐进，展现庄严肃穆的格调，给人以神圣威严的感觉。祠堂的地址亦是讲究的，必须是面河枕山的开阔阳地，供大典时升旗之用。祠堂集徽州山川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结构复杂严谨，雕镂精美，玲珑剔透，风格独特，建筑技艺高超精湛。无论是总体规划构思，还是单体平面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它各建筑部位上的砖雕、木雕、石雕都是古代民间艺人精心设计并雕刻的艺术品。现存著名的家祠有黟县南屏祠堂群、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歙县棠樾祠堂、歙县郑氏宗祠、歙县罗东舒祠、歙县昌溪祠堂群、歙县许村祠堂群等。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营造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观，即极力提倡孝道和对祖先的敬祭，强调和谐有序的价值观。这种道德观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体系，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的宗法型文化。在此大环境的影响下，徽州的宗法文化也非常发达。尤在南宋之后，特别是受了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尊祖敬宗、崇惫孝道便成了徽州人的重要理念和宗旨。在宗法文化的建设中，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历来是其中的重点工程。如何强化呢？这里，祠堂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徽州人把同一宗族同一个姓氏几十代上百代的家族历史完整地记录在案，并供奉在各自家族作为祖先灵魂的栖息之所的祠堂中。族人围祠而居。古徽州流行着“相逢不必问姓名，但问高居是何村”的谚语，意思是路上相逢莫问对方名娃，只需通报居住何地何村，便知是否同宗亲邻。所以从古至今，祠堂被看作宗族的象征，族谱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后，按照朱熹的理论，若三世不修宗谱即为不孝。通过修宗谱，彰善除恶，推行伦理道德，缓和宗族内部贫富矛盾等。族人们正是以祠族宗谱为载体，通过家族慎终追远活动，宣扬宗法理念，将族民紧紧地扭结在同一神圣的宗祖牌位之下形成严密的血缘组织。

（注）分胙：祭祀完毕分享祭神之肉

（节选自刘欣《徼州祠堂：血缘组织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