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5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前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的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 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串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50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选自谢冕《云游》，有删改）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画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