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如农耕养殖取代狩猎采集、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是时代的必然一样，在生产力明显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剧、技术创新支撑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的涓涓细流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潮。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所言，未来30年中的最大财富和最有意思的文化创新都会出现在共享领域。到2050年，最大、发展最迅速、营利最多的企业将是掌握了当下还不可见、尚未被重视的分享要素的企业。任何可以被分享的事物——思想、情绪、金钱、健康、时间，都将在适当的条件和适当的回报下被分享，都能以上百万种我们今天尚未实现的方式，被更好、更快、更便利、更长久地分享。在我们历史的这一刻，将从未被分享过的东西进行分享，或者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分享，是事物增值的最可靠的方式。到那个时候，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可以共享物品、信息、能源和服务；生产率极高、边际成本接近为零，所有权被使用权所代替，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所代替。

总之，在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下，技术创新应用的步伐不会停止；同时，人们已经被激发出来的对更方便快捷、体验优化的服务的需求不可能被重新抑制。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强大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共享经济新业态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

（“华景时代”共享经济：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从别人那里分享的）

材料二：

“共享经济”规模（亿元）

（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了百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共享单车为例，它的出现时解决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使得都市中原本已被边缘化的自行车重回人们生活中。对公共交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有利于最大化地利用公共道路。而共享汽车、共享玩具等平台的出现，有利于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次调配，从而让大众廉价地共享这些资源，更是“互联网+”思维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商品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共同促进了人们对人和物关系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看重使用而非占有，更多人开始思考在现代社会如何过一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物品的生活，这是一种减量化的生活——而这正是共享经济出现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的困局仍然待解。

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当前，虽然共享经济大打“数量战”的竞争行为有所缓解，但泛滥、堆积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恶果已经形成。据统计，去年共享单车的投放量达到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30万吨废金属。它们中有多大比例能在后续回收环节被“吃干榨尽”很难预计。

其次是维护问题。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地铁站口工作的某共享单车维护员老陈告诉记者，平台为节省开支，已经减少了搬运共享单车的车辆，“虽然现在投放的新车少了，但坏车变多了，总体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自共享经济出现以来，私占、私藏、恶意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运营平台在起初执行的却是“重扩张、轻维护”的运营思路，导致对共享经济运营模式的探索并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也成为困扰当前共享经济生存的大问题。

（《人民日报》：共享经济如何活得更好？）

材料四：

共享模式的风生水起，吸引着资本大举进入，让不少资本把共享模式当成最能变现的风口。有投资团队在一个小时内就决定投资某共享健身项目，并完成了打款，足可见共享模式的吸引力。资本流向固然是由市场决定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比抢占地盘更重要的，是如何守住、守好地盘。在这方面，一些新兴共享模式显然尚未做到尽善尽美。比如，有的共享健身房名不副实，仅有一台跑步机，以至于有网友谑称“把跑步机搬到小区里，就是健身房吗”？而一些共享项目也因管理不当极其耗费资源，引发公众担忧和遗憾。凡此种种都提示人们，共享经济不仅要把选题找好，更要把文章做好。

把共享经济的文章做好，不能只是把共享当成噱头，只拿共享说事而缺少真诚。对创业者与资本来说，在商业布局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线下服务，尤其是向用户提供良好体验，否则辛苦抢占的先机有可能得而复失。而对相关部门来说，监管是共享业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容有失。以让“青少年想唱就唱”的迷你KTV为例，它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的个性诉求，但也给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管理难题，比如，经营者是否应该取得相关许可？备案制管理让新业态飞速发展，未成年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回答好这些问题，是规范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

（《人民日报》评共享经济：不仅要找好选题更要做好文章）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选自欧阳悟道《民国那些范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