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之笺注

张晓风

⑴郑康成为《诗经》作笺，宋人吴正子为李贺诗作笺，凡是美丽且奥义的东西都需要“笺”，我今且来为千岩之上、万水之畔的杜鹃细细作笺。

⑵对万物，我是这样来判断的：

⑶一切东西，如果真的很好，好到极致，大概终于都会嫁给神话。凡是跟神话无缘的，在我看来，都像新贵乍富，少掉了一些可凭可依的深意。

⑷是故大地有其神话，日月有其神话，星辰和露珠有其神话。此外季节、山川、风俗亦有其神话。群花虽微，其中总有一些像月下突拔的峰头，平白沾得几许天庭幽辉。凡是能和神话结缘的花，总有其特异的风姿。

⑸而其实所谓神话，不就是一番注解的苦心吗？上帝是造物者，人类则是费心为万物一一作注释的人。相对于宇宙的好生之德，我们不都是“述而不作”如仲尼的人吗？我们不能造山造河，所以只好演述它们的美丽。诗人为它们作感性的释义，科学家为它们作知性的缕析，那说神话故事的人却希望寻幽探微，说破万物的潜秘。此外一切画家、音乐家、哲学家不都如小学生面对试卷，在努力地做着注音和解释的题目吗？

⑹因此，回想起来，七岁那年我所以爱上杜鹃花，其实大半原因是由于先爱上了一则神话。

⑺那年春天，我们住在柳州城，房子坐落在山脚下，时时听到风声和鸟声。由于房子是借住的、由于山、由于春天、由于雨雾、由于父亲仍在战线上，童年的我竟也会感应一份客愁。夜深时，我在灯下习字，母亲说：

⑻“这种杜鹃鸟很奇怪，它把自己倒吊在树枝上叫，叫到后来，血都从舌头上滴下来，滴到杜鹃花上，花就染红了。”

⑼春寒犹深的夜里，听到这样凄厉的故事，小小的心不免悸怖颾悚觫，奇怪的是在惊惧之余偏偏不能自禁地喜欢上这种诡异的花。每次站在杜鹃花前，心中亦惨亦烈，想起泣血的故事，但觉满满一丛树上都是生生死死的牵绊。

⑽杜鹃又名山踯躅和映山红，对我而言，初识杜鹃，原是在山上，漫山的红花，是踯躅不忍言去的颜色啊！幼年时，但记得湘黔线上，火车经过湖南、广西一带，竟是在花阵中穿行。那时太小，不知逃难有什么不好，只觉站上小贩卖的腊肠焖饭极好吃，满山满谷的山踯躅极美丽，悠悠的铁轨可以笔直无回的一路开拔下去。

⑾小时候记不住什么湘黔线，却记得一山复一山的杜鹃——虽然不是名种。故土最后的一抹颜色，凄艳艳人，一条光光灿灿照明离人之眼的花之轨迹。

⑿去岁，李霖灿先生和我谈大千先生的故事，他说：

⒀“有一年，大千先生邀我去看杜鹃，他新从瑞典空运回来的黄色杜鹃，极名贵。我去看了，他问我花如何？我笑而不答，他再问，我仍笑而不答。大千先生忽然懂了，洒然大笑说：‘是啦！是啦！我懂啦！这种花，不入法眼，你在云南住过，好的杜鹃品种你见识过的。’我说：‘对了，正是如此。’”

⒁我听那故事，不胜欣羡，此生此世，如能被人说一句：“好的花，她是见识过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⒂然后是台北，记忆中杜鹃该开在南方的山城里，台北亦是多雨多山的城，亦有杜鹃烈烈而发。杜鹃几乎是所有校园里的宠花，由于是校园花，也可以算是青春的旗标，智慧的泉柱。台大校园里的杜鹃许多是日据时期种下的，杜鹃这种花竟是愈老愈精神，非常像“知识”，是一种历久不凋的容颜。

⒃前些年，不知为什么，忽然流行起重瓣的洋杜鹃，奇怪的是，许多花虽因重瓣而美丽，杜鹃却偏偏是单瓣的好看。单瓣的杜鹃才有单纯明朗的线条、干净澄定的颜色。而且台湾杜鹃花期长，又耐得各种气候，真是放诸天下亦可骄傲的春华。

⒄杜鹃开到五月，大致谢了，却由于额外的恩宠，台湾又有一种小朵杜鹃来接棒，它们一般开在山里，有时从悬崖壁缝里倒长下来，乍看不免又惊又喜，看来杜鹃真是中国花，好比中国人喜欢《西游记》之后又有《西游记补》，《西厢记》之后又有《续西厢》，这小朵杜鹃看来亦是杜鹃的续篇。另外有种红心杜鹃，也极出奇，大约花中也有隐士高人，红心杜鹃风格高标，竟自顾自地长成一棵树了。看来杜鹃是亦师亦友的对象，与人齐高的可做朋友，硕大成树的可居宗师，至于那小丛小朵的，这是可爱宠娇纵的孩童。

⒅杜鹃无果，是绝对为美而生存的花，再功利的人看到杜鹃也要心软，知道无用也是可以理直气壮的。

⒆杜鹃的花期长，是上天的优惠，但它又不像某些花开是十个月，显得太长，反而失去了季节更迭的喜悦。杜鹃花的花时如情人的乍见与相守，聚是久违的狂欢，离是迟迟的驻步，发乎其不得不发，止乎其所当止。

⒇至于多年前的山城春夜，听母亲说那则极美丽且极可怕可伤的神话，现在想想竟也不惊了。王尔德笔下的红蔷薇，不也是夜莺刺透胸血而染红的吗？人间的欢愉，人间的艳色，背后不都潜藏着生命极挥洒处的最后一滴血吗？

（21）如果杜鹃是一部属于春天的经书，则我此番絮絮叨叨便是解释经书的笺注了。上天啊，能否容我为山作笺，为水作注，为大地系传，为群树作疏注。答应我，让我站在朗朗天日下为乾坤万象作一次利落动人的简报。(有删改)

“安身立命”作为一个成语，出自禅宗。《景德传灯录》有这样的记载，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然而“安身立命”作为一种学理，则出自儒家。孔子在《论语》中，已谈到“安”，宰我觉得守丧三年太长了，孔子申斥宰我“不仁”，丧礼之所以规定守丧三年，理由就在于一个“安”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顿、精神的安顿。《论语》也谈到“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身”指的是人的行为践履，把精神安顿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关于“立”，孔子的说法是“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就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取向。关于“命”，孔子的说法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 “命”，指的是君子应有的使命感。

到孟子这里，则形成了儒家关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较系统的说法。孟子把人性善视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内在依据，而“天道诚”则是他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所谓“思诚”，就是以“天”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进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至于进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径，孟子不可能选择外求的认识路线，只能选择内求的心性修养路线，他称之为“求其放心”。他指出，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寻回业已失掉的本心。

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对其做出深刻的阐发，使之在学理上臻于成熟。他们倡导的“孔颜之乐” “圣人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复尽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都是关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体说法。经过理学家的阐发，儒学不但可以治国，还可以治身和治心。

人们寻找精神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外在的路向，也可以选择内在的路向。如果选择外在路向，会形成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把超越的目标定位在彼岸世界。这种精神生活方式通常会否定人生的价值，如基督教有原罪说，佛教也有“人生是苦”的说法。按照外在超越的路向，人无法自己实现超越，必须靠救世主或佛来拯救。儒家所选择的是内在超越的路向，找到了一种哲学的精神生活方式，就是从内在性出发，肯定人性中具有崇高价值，肯定人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这种内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指望外力的拯救。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实行现代转化，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资源。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