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中国是战国时代发明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十分兴旺，东汉末期开始衰落。十六国时叉重新出现，北朝后期出现了釉中挂彩新工艺，并转移到生产瓷器的手工业作坊中生产，即白胎釉陶。唐代釉陶工艺来了一个大飞跃，在同一器物上，黄、绿、白或黄、绿、蓝、赭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三彩”。它雄浑绚烂，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盛唐时期典型的艺术风格。

唐三彩是一种挂铅釉的陶器，它的胎质大多为白色黏土，即北方坩土作胎，也有少数红陶胎。先入窑素烧至1000℃左右作出陶坯，然后上釉挂彩，再入窑烧至900℃即成，由于烧釉温度较低，所以不易变形，三彩铅釉一律用氧化焰烧成。

三彩釉是由坩土、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成的一种透明釉。这种铅料，不加呈色剂就是白釉，羼入适量的氧化铜就烧成绿色，羼入氧化铁就出现褐色、黄色，如果羼入氧化钴就呈现蓝色，这是三彩釉的基本色调。在此基础上发挥工匠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就配出了白色、浅黄、赭黄、褐红、翠绿、深绿、天蓝、藏蓝、茄紫等色彩。一彩、二彩，或彩色缤纷的多彩，几乎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泥料作出搅胎器皿，具有年轮、大理石纹理的艺术效果，在艺术陶器中别具一格。

关于唐三彩的用途，根据多年考古经验，唐三彩由墓葬出土占绝大多数。唐朝文化遗址也有部分出土，这说明很大部分作品是为满足当时厚葬之风需要而生产的明器。唐代日用青瓷和白瓷已经大批生产，釉陶的实用价值不如瓷器，所以釉陶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不如瓷器。对死人的厚葬成为全社会追求的风气，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

唐三彩的种类，计有俑类、器物、建筑和生产工具模型、琉璃瓦和瓦当等。俑类又可分为人和动物两类，属于人类形象的有天王、力士、武官、文吏、贵妇、男僮、女侍，牵马牵骆驼的胡人、乐舞、杂技以及介乎人兽之间的镇墓兽；动物形象有马、骆驼、驴、牛、羊、狗、狮、虎、猪、麒麟等：器物有盛器樽、壶、瓶、罐、碗、盘、钵、杯、盒等：寝室用具有唾壶、枕等；供器有塔形罐、尊；各类模型有住房、仓库、厕所、假山、车、钱柜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三彩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三彩中一大部分人物、动物作品，是杰出的雕塑品，气魄雄伟而表情细腻。唐继隋而统一中国，艺术上熔铸南北，以雕塑而言，在北方浑厚劲健基础上加进了南方的清新柔润之美。以三彩俑的形象为例，由于一般形体比较小，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决不忽略必要的细节刻画。那些高髻广袖的女俑，淡淡的妆，微微的笑，开朗而深情，显得静中有动。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一件双手拱举的女立俑，微扭身躯，面部向左，斜视，靓妆炫眼，真正达到了神形兼备的境界。

唐三彩的人物形象和汉代陶俑、魏晋南北朝釉陶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1)手法上汉至南北朝比较粗犷，唐三彩比较细腻。前者形象没有线条的曲线美，后者婉转多变。(2)前者没有性格变化，面目板滞，后者有地位、年龄、种族等性格特征，且较明显。

在众多的动物形象中，雄健的骏马和稳重憨厚的骆驼塑得最出色。它们结构分明，比例准确，富于艺术的概括力。唐代艺术家们在石雕、陶塑和绘画上表现骏马的形象极多，文人诗人评论这些作品的标准也极严格。唐三彩的马大多是线型流畅，骨肉匀停，神完气足。艺术家们主要在于表现精神，用内在的劲而发外在的形。鲜于庭诲墓出土，现在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白色三花马、洛阳唐墓出土的大黑马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优秀作品，虽然较之龙门石雕、敦煌彩塑有形体大小之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各有所长，同样为唐代艺术百花园增添光彩。

（选自《中国古代陶瓷》，作者李知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删改）

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艳惊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再度亮相艳惊舞台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演出的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不及了。”

涵盖藏区典型音乐元素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惟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

旮旯是北方居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指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近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旮旯胡同》，说的就是北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发生的故事。

旮旯这个词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的原意是表示居住地。今天的蒙古族居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与旮旯一词发音类似的词，像锡林格勒盟、霍林格勒市等。“旮旯”与“格勒”发音相似，写法不同，语源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使用“旮旯”一词的地区，正是我国长城沿线及华北、东北地区，是汉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相伴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北京方言中就有大量的蒙、满语词，如“窟窿”，即借用蒙古族语“库伦”（蒙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词，都表示小的空间，汉语在词意上有所变化。

那么，汉族是怎样借用旮旯这个词的呢？又怎样把它由表示重要的居住地的词，演变成一个表示边远小地方以至角落的词的呢？我想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词汇演化过程，推测出过去演化的情况。例如，我们原本郑重地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国际友人、外宾、外国人，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民间就称他们为“老外”了。“旮旯”一词的演变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开始，阿尔泰语系某族人来到汉地，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自然说某某格勒。后来，来的人多了，都说是来自某某格勒。时间长了，就演化为不发达的鲜为人知的边远、偏僻的地方，语音也打趣地变为“旮旯”。

汉语里借用“旮旯”一词，可以单称“旮旯”，也可以和汉语里原来的词结合，叫犄角旮旯。从字形上看，能推测其音译自外族语。两个字不能拆开，这是很多外来语词的共同特点，如葡萄、唢呐、珐琅等。

在阿尔泰语系中，“旮旯”表示宏大、雄伟、神圣的地方，从当初造字的字形上也能看出来。两个字都有日字。汉语中旮旯的本意是太阳的故乡或太阳神的住地，保持了阿勒泰语的原意。阿尔泰语系诸族，普遍有崇拜太阳神的信仰。但“旮旯”这个词译过来后，又经过演变，词义由神圣变为世俗，所指的地方也由大变小，但字形却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