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观念的精英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36岁的他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瞿秋白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政治能力薄弱，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和不敢的，而真正的懦怯更在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力，没有为自己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当时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为此批评过他。瞿秋白说，他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他早已感到疲惫、厌倦。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早该下场了。

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甚至创造能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有一种道德的洁癖，有的为了捍卫自己的理念而不肯做出任何妥协。“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而又善于妥协，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血。因此不论是瞿秋白，还是在他之前及之后担任过党领袖的前清秀才陈独秀和留美学生张闻天，看来都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似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这种最高权力往往像是送上门来的，即使得到了它，他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牢牢把持住它的强烈意志和欲望。瞿秋白看来更是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而非 “行动的人”，且不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固执者，而是一个深具怀疑精神的人，同时他又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是古代“读书种子”的后裔。传统社会曾经是这种读书人的天堂，而20世纪则成为他们的地狱，新的时代和社会已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人。

但为什么瞿秋白还是一度进入了政治局这一党的权力中枢？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认真刻苦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的人。他属于很早就到革命后的俄国去实地考察和留学的最初一批人，他虽然自认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比其他党的领导人还是读的较多。更重要的是，早期的***还是以宣传鼓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员时代的早期还是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行动的精英”挤到一旁。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行动果断，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将占据上风。除了极少的例外，原先思想启蒙的“动员者”将被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所运动，原先的“改造者”也将被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各种人各得其所，就像瞿秋白所说的，“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鲁迅是瞿秋白的挚友，曾手书一集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表示他对瞿秋白的推重和欣赏。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若有机会专心文学，又假以时日，未始不能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瞿秋白说，虽然他觉得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也不觉得后悔”。我们好歹得爱自己的命运。

《多余的话》主要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瞿秋白在临死前还思考了更深一层的灵魂问题，他在狱中赠给一位医生的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