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大运河里有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譬如说，有和四川都江堰齐名的戴村坝——南旺闸。

大运河是人工挖凿的，不是总依地势自然往低处流动。运河走到山东境内，地势高了起来，大概比长江高40米左右。山东境内南旺一带的水在分水岭处一分为二。北边的地势南高北低，水往北流，流向天津；南边的地势北高南低，水往南流，流向长江。这对行船来说，是很伤脑筋的，船要爬坡啊，要翻山啊。由南边来的漕船，先要逆水爬坡，到了济宁之后顺水下坡，一上一下麻烦之至。

在古代，黄河经常发大水，经常决口，经常改道，经常冲断运河，更经常淤塞运河。因此人们被迫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运河的河道，不断地挖，无休止地改，而且改动极大。黄河改道幅度很大。明代时黄河南下徐州，在淮安和淮河并流，在江苏北部入海，1855年突然北移，经济南，在山东北部入海。这样大幅度的迁移，直线距离纵越三百多公里，无疑对运河的流向和挖凿造成极大的困难。

查看乾隆五十年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和光绪年间的《清代京杭运河全图》，会发现运河河道极其复杂，在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一带，河道多得像蜘蛛网一样，有黄河故道，有淮河水道，有运河，有湖水，还有坝、堤和闸，相互交错，十分壮观。

运河中段的水源，既不是长江，也不是黄河，而是山东境内的汶河和泗水。汶河发源于泰山山脉的九个县的二百五十多眼泉水。在地势最高点戴村筑坝，截汶水，南流出南旺分水口入运河。明朝时工部尚书宋礼采用农民白英的建议，在河口筑分水工程——分水拨。所谓分水拨，就是在河底用石头筑一个活动的鱼脊背式的拨，用改变石拨的摆放位置、形状和角度的方式对南北水量进行分流，七分南下至淮扬，三分北上至天津，即所谓“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也可以四六开、五五开，甚至根据需要来一个倒三七开。***主席1965年来山东时，曾称白英为“农民水利专家”，称这个十四、十五世纪的伟大工程“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个“戴村坝南旺闸”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认为是运河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心脏”。

“水柜”的设置同样也是运河工程上的聪明举措，像南旺闸一样，可灵活地调节水量，保障运河有相对充足的水量。南旺周围的蜀山湖、南旺湖、马跳湖便构成一组“水柜”。它们将多余的水蓄存起来，待到枯水时再补水济运，起到引水、蓄水、泄洪、控水的作用。

运河的辉煌，除了它的历史，它的长度之外，还有它的 ，它的    和它的 。运河不简单，奥妙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