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播的商业逻辑，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视频直播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生产者和受众直接建立联系，又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获得利润。毫无疑问，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重要推手。视频直播具备快速变现功能，即打赏功能，让当红主播可以快速获得收益，也因此吸引了风险投资快速涌入。中国现在互联网用户基数过大，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人的日常娱乐活动自然会选择低成本的视频直播。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指出，中国年轻人的破乐模式和信息消费模式已经发生改变，直播的用户也以年轻人居多。直播的主播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居多。传统的电视广播已经在慢慢地走下坡路，中老年人主要消费在这一层面。

报道称，由于网络门槛非常低，造成质量参差不齐，但仍然有一些内容是高质量的。韩连潮认为，直播形式造就了一批草根主播，让很多民众有机会崛起。

(摘编自2016年10月15日参考消息网)

12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直播腋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直播平台、主播、观看者都提出要求。其中，对网络主播实行“实名制+黑名单”制度，禁止被纳入黑名单的主播重新注册账号，这被称为最严新规。

《规定》提出，不得利用直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网络直播平台应记录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保存六十日。

除了直播平台和主播，《规定》对直播观看者也提出要求，用户在参与直播互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时主播很正经，但有些弹幕或观看者的，留言却暧昧甚至污秽。《规定》对此指出，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相应管理人员。

(摘编自2016年12月1日央广网）

报告数据显示，主播人数分布最多的前15个城市中，北京、上海霸占了前两名，而前15个城市中的东三省城市的主播人数占这份榜单总人数的比例为16%，为人数最多的区城。

从更广的地域范围来看，北上广深的职业主播占23%，二线省会城市的占32%，三、四线城市的占30%，其他城市的占15%。

从年龄层来看，职业主播近一半的人来自1990—1995年这一年龄段，而且在校大学生为主播的主力军。1990—1995年龄段主播占比48%，“95后”占比18%。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共青团北京市委开展的调研显示，33.1%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至1000元，15.9%的网络主播月收又1000至2000元，18.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2000至5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0无至10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万元以上。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法制自报》）

材料一：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市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己在中国健康诞生。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是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的细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采用“Crisper／cas9”基因编辑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而这对双胞胎的CCR5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免疫Hive病毒。贺建奎说：“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二：

201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王皓毅研完员应邀解释了基田编辑婴儿的若干技术问题。基因编辑技术确实有应用于人体的先例，有一些甚至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这些都是针对人类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基因编辑用于体细胞和生殖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人类配子和早期胚胎的任何基因修饰都有可能遗传到下一代，进而从某个个体流入整个人类基因库中，具有巨大的技术风险和伦理争议，因此这方面的临床操作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禁区。

王皓毅关注的一点是，贺建奎目前并未声称有任何技术上的突破和改变。假设他使用的就是目前已经建立的受精卵基因编辑技术，就一定会面临目前困扰整个学界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嵌合”问题。采用目前的基因编辑工具，很可能不光在一细胞期起作用，还有可能在二细胞期、四细胞期等阶段发挥作用，那这样形成的婴儿就有可能存在基固型的“嵌合”。正常人只拥有来自父本和母本的两种基因型，而“嵌合体”婴儿可能掘有三四种或更多种基因型。这会对两个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其次是“脱靶”问题。目前基因编辑的技术水平无法保证100％的成功率和特异性，在修改目标基因时，有一定几率“误伤”其他基因，而这种现象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脱靶虽然不是必然发生的，但也很难完全杜绝。它的发生几率与基因位点、细胞类型、基因编辑工具浓度等都有关系。目前的技术手段也往往难以确认基因编辑中产生的全部脱靶突变。

(摘编自《两个中国女孩，全人类的难题一一解读“露娜姐妹“面临的风险》)

材料三：

我们对贺建奎的做法给人类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极度担忧，对其严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科学伦理的不负责任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我们一贯主张，与基因编辑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严格在固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必须接受科学伦理的盟管和约束；反时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违反科学伦理规范的情况下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操作及临床应用。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我们还没有对可遗传基因编辑程序的安全性或健康影响有足够的了解。当务之急是要采取行动支持安全研究。促进公众辩论，并且实施适当监管。我们建议，任何基因编辑干预措施的使用应该遵循两项首要原则：它们必须旨在确保和符合未来后代的福祉，并且不能加剧社会的劣势、歧视或分裂。

——纳菲尔德委员会(NuffieldColmslie)

报道称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携带Hive病毒。如果报道属实，也没有依据遗传学来阻挡HIV传染给婴儿的理由。如果父亲是H1V阳性，但正在进行有效的抗逆转录痛毒治疗，那幺基于之前的研究，由他向伴侣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为零，因此不可能通过遗传途径感染他的孩子。如果母亲是Hive阴性，或者是感染了艾滋病痛毒，但正在进行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那么也不会有母婴传播H1V病毒的风险。

——帝国理工学院Halve和传染病教授sarahfidler

治疗时象的自由和知情同意是基本伦理准则。胚胎本身不能够做出知情同意。况且CRISPR／Cas9不完全可靠，可能对肢体和精神造成种种影响，并且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更严重的是，这是在打开用基因强化获得理想特质的通路。

——帝国理工学院教授R01ertWIIlStol3

如果未来科学取得进展，将脱靶突变降低到可接受且准确可测量的水平，那么可以考虑在适当的保障和彻底的伦理审查基础上进行首次人体实验，但只能在一种类型的胚胎上——那些具有致命灾难性遗传突变的、肯定会死亡的人。基因编辑可能会挽救这个群体的生命；而对于目前的婴儿来说，这只能带来生命危险。

——牛津大学教授JuliannSavulSCLI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一：

聚焦中国，职教成就令世界瞩目。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有1.2万多所职业学校，在校生超过2600万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初步构建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生力军。

放眼全球，发展职业教育都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目前，全世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为数众多，仅年轻女性就有7300万人之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更好地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技能。如何推动青年从学习阶段顺利进入工作阶段，降低失业率？对此，中国正在默默贡献自己的努力，正在为世界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实践证明，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门技术，就有了谋生的本领；对一个贫困家庭而言，拥有一个技工，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对一个国家而言，当大量劳动力拥有了专业技能，经济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在消除贫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起到了火车头作用。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减贫脱贫，保护弱势群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这一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认可。

（《人民日报》2017年07月11日05版）

材料二：

在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的今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更加精准。春节过后，广州某制衣厂日工资400元招工遭受冷遇；福建泉州某工艺品公司月薪4000元并包住宿，也鲜有人问津；与此同时，四川成都不少“火锅厨师”却过剩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折射出我国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培养的滞后，也在拷问职业教育的精准性。

打造“职教升级版”，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同样是其他国家正在采取的做法。为了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适应“机器换人”催生的人才需求，各地已开始迅速部署。如浙江绍兴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沈阳中德新松职业教育集团并购了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陶特洛夫职业培训学院，等等。顶层设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当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高质量技术人才输送的途径就会更加畅通。

（《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9日05版）

材料三：

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主要分成单一制与分层制两种。单一制不会太早为学生选择职业路径，而是先让学生自由发展，这种方式较适合通才和天才的培养，当然也让相当多学生错过了培养“一技之长”的最好时光。单一制的代表国家是瑞典和美国（以及类近的英国）。分层制的特点是结合整个产业结构进行职业教育，很早就为学生选择职业发展的路径。典型的例子是以庞大的高端工程师群体和实体经济见称的德国。

从这种比较中不难看明白，以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更接近德国式的分层制，以服务国家的工业化为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各大系统直接下辖职业教育，如邮电系统管理邮电学校，煤炭系统管理煤炭学校。在进入市场经济年代后，这种系统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完全拆解，现在职业学校或者在高等教育层级的专业学院，均纷纷放权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管理。可以说我们的职业教育已经与计划经济脱了钩。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当下需要做的是，将职业教育与市场经济很好地重新挂钩。

（中新网201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