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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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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侯仁之是怎样打开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大门”的?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2）侯仁之有哪些美好的品质?请简要分析。
（3）为什么侯仁之被称为“我国申遗第一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传奇大法官梅汝璈
梅汝璈（1904～1973年），江西省南昌县人，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后，于美国先后获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长期从事英美法学的教研工作。1946年，受国民政府任命，作为中国法官全程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了国人的尊严。梅汝璈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初到东京的思考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飞抵日本，作为中国法官正式在军事法庭履行新职。在当天的日记里，梅汝璈写道：“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这是不能不叫我们要审判的那些战犯负责的。他们搅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断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
梅汝璈细心地观察日本社会，并如实记录。随着了解的深入，梅汝璈发现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和百姓生活并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差。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我发现《日本时报》又一篇转载拉铁摩尔先生的论文……他这篇文章主要是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公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
开庭前的座次之争
1946年5月初：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度、菲各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聚集东京，召开开庭前的预备会议，讨论法官座次安排问题。
法庭庭长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爵士，他想让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左右，于是便提议法官席次应按联合国安理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梅汝璈明白，座次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应该当仁不让。他主张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这样美国和中国便分处第一、二位，分别位于庭长韦伯的两侧。对于梅汝璈的提议，西方国家的代表不以为然。预演时，梅汝璈愤怒地说：“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随即他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以退出预演相抗议。最终，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意见。
法庭内外的较量
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处选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作为审判对象。但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没有在战犯名单里。美国政府以《波茨坦公告》允许日本在战后保留天皇制度为由宣布不起诉天皇裕仁。梅汝璈主张审判裕仁，他在与其他法官交流时提出，保留天皇制度与起诉裕仁并不矛盾，可以由新天皇即位，同时起诉裕仁。梅汝璈的主张得到了其他一些法官的支持，只是后来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日本天皇才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审判。
在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认为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日本侵华罪行这部分应由中国人书写。面对堆积如山的证据和材料，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余万字的判决书章节。事后梅汝璈回忆说：“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在法庭判决阶段，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所以在给被告定罪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面对这种局面，梅汝璈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他查阅了卷帙浩繁的资料，向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例如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曾采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极刑。在梅汝璈的不断交涉、周旋下，许多法官认同了他的观点，最后通过投票，决定判处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的7名战争罪犯死刑。
东京审判结束后，梅汝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但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于是托词滞留日本。1949年年底，梅汝璈返回北京，担任了政务院外交部顾问。但是新中国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执着于英美法学的梅汝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在一份检查里酸楚地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1962年，梅汝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想将东京大审判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如实留给后人。
（选自《法治周末》5．9）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1946年受政府指派，梅汝璈全程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国际舞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了国人的尊严。

B．梅汝璈爱憎分明，到东京后，细心观察日本社会的状况并如实记录。他发现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和百姓生活并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差，读了《日本时报》上转载的论文，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值得警惕。

C．在法官座次安排上，梅汝璈反对庭长的安排，十分愤怒地脱下法袍以退出法庭相抗议。

D．东京审判有中、美、英、苏等ll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参与，关系十分复杂，斗争颇为激烈。在法庭内外的较量中，梅汝璈据理力争，各个击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E．东京审判结束后悔汝璈托词滞留日本，因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1949年返回北京，1962年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把当年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如实留给后人。
（2）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担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的原因是什么？（6分）
（3）文章首段引用梅汝璈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的作用是什么？（6分）
（4）梅汝璈是个“传奇的大法官”，文章以此为标题很吸引人的眼球。试就“传奇”，谈谈你的理解。（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25分）
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节选）
刘仰东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他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节）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5分）
E．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正是他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意义之所在。

A．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任教四年后，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使他享有了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

B．梁漱溟认为，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为了实践这一观点，他在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

C．抗战爆发后，梁漱溟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

D．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这就是梁漱溟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的目的。

【小题2】梁漱溟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学者？他辞去北大教职，转而到许多地方办学考察，原因是什么？请简要分析。（6分）
【小题3】本文题目是《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那么，请根据全文，简要说说梁漱溟的“与众不同”之处。（6分）
【小题4】文章作者认为，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请说说你的看法（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为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上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挤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运完。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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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卢作孚《工作的报酬》)

②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

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以赴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

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小题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外国商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气焰嚣张，这直接促使卢作孚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航运公司。

B．为了赶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卢作孚下令一律采用“三段航行法”，实行分段运输，大大缩短了航程。

C．由于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辉煌成绩和完成抗战时期运输任务的卓越贡献，卢作孚不仅受到时人的称赞，也一直为后人所推重。

D．从北碚的建设实验中，卢作孚认识到，乡村建设固然需要人、财、物，需要实施办法，更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分工合作，不断努力。

E．在卢作孚看来，中国战后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减轻人民的痛苦，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并为此身体力行，全力以赴。

【小题2】胸怀强国愿望的卢作孚，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中国船王”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3】卢作孚被认为“民国乡建三杰”之一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4】为什么卢作孚被誉为“不能忘记”的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的题目。（25分）
霍达：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事件发生地采访。
到村子时天已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问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死者的妻子，一个普通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善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当地干部口中的“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霍达把这呐喊写进了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
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霍达另一部反响巨大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没等到《国殇》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对此，霍达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
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激起了霍达为香港写史的念头。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
香港有谚：“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为写这部香港史，霍达让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港史专家。在中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摘编自2011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E．本文介绍了霍达的几部反映现实、关注时代的作品及其创作情况，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有着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女作家形象。

A．村干部不让前往采访农民服毒自杀事件的霍达进村，是为了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表现了她采访的不易，一方面反映了当地干群关系紧张的现实。

B．“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霍达以沉重的语调引导读者反思我国的粮食问题，警醒人们关注我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粮荒。

C．在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应用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师高建民，在他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专利申请即将得到确认之际撒手人寰，令人无比痛惜。

D．在祖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霍达的大声疾呼源于她对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窘况的悲愤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切。

【小题2】霍达的《民以食为天》和《国殇》两部报告文学在创作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请简要概括。（6分）
【小题3】从《补天裂》一书的创作过程中，可以看出霍达的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概括，并结合文本加以分析。（6分）
【小题4】霍达说：“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这句话给了你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文本说说你的理解。（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