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过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汲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1986年2月

材料一：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节选自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材料二：

2016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在传统纸媒和电媒上的每日人均分配时间表

2016年中美两国国民阅读调查表

——参考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一份调查报告：受访者是30位出身于工人阶层的男子，最后有15人成为大学教授，15人仍在工人阶层。在挑选这30人的时候，研究人员确认他们出身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家庭创伤也相似（父母酗酒、死亡、离婚等）。

15位教授中，有12位有父母给他们读书或讲故事；15位工人中，只有4人有这种经历。

15位教授中，有14人小时候家中有很多图书和印刷品；15位工人中，只有4人家中有书。

15位教授中，13人的母亲与12人的父亲经常阅读书报杂志；15位工人中，只有6人的母亲与4人的父亲经常阅读。

15位教授小时候都受到大人在阅读上的鼓励，15位工人中只有3人受到鼓励。

其中，教授组二号受访者，他是一名社会学学者，7岁时母亲去世，被送进孤儿院，一直到17岁自立成人。他在进入孤儿院时备受煎熬，他“不知道孤儿会发生什么事”。8岁时，这位受访者在孤儿院图书馆发现了霍雷肖·阿尔杰^①的系列故事书。这个发现对他影响深远，因为它突然间了解到，尽管在孤儿院，他仍然可以掌握命运，创造人生。霍雷肖·阿尔杰的书让他看到“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典范”，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注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共创作了100多部作品。他专门撰写贫困男孩发奋图强最终成功的故事，代表作《衣衫褴褛的迪克》。

——节选自吉姆·崔利斯《朗读手册》

材料四：

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卢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节选自许知远《电子时代的阅读》

造桥大师茅以升

自近代以来，中国造桥史上从没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横跨中国山河的钢铁大桥皆由西方人建造。直至造桥大师茅以升踏入桥梁工地以后，才改写了这个历史。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早就立志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建功立业。1920年，获得加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后，他就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这都没有阻止他回归的脚步。回国后，茅以升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曾任五校教授，两校校长。他继续执教三十余年，开创了“学生考先生”式教学方法，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式教育。他是我国工科教育的奠基人。

1933年3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席，接受了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外国人预言此处不可能建桥。但茅以升对祖国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于是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并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

茅以升是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设计大桥时，日本侵略凶焰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他们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大桥沉箱下沉时，基础工程与桥墩工程并进，江中进行桥墩工程时，岸上进行钢梁装配工程。有两个相邻桥墩完工时，岸上整个装配好的钢梁，即刻用船承载浮运，利用潮水涨落，安装上桥墩，形成一个高效的“生产线”。

大桥开工于1934年。为使桥基稳固，木桩需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解决了打桩难题。江水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架设钢梁时，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作为教育家的茅以升还把工地变成了一所临时大学，指导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以后中国的桥梁事业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注定“生不逢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铁路率先通车。通车当日，大批军火物资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以后两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腹背受敌，茅以升疾呼：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正是茅以升的这种炽热爱国情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桥梁界的一面旗帜。

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不保，大桥等于为日本人造。安放炸药的那一天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茅以升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一天。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桥。这座承载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大桥仅存了89天，当天晚上，茅以升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以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主持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党对他的信任远非旧社会可以比拟。他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他认为科普工作可以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他以《桥话》为媒介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大办科技报，通过科技报把科学知识送给劳动大众。

茅以升的一生都在“架桥”，直到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那光辉的形象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共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