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李白

刘雪枫

农历岁末，一个温暖的冬日，我们以李白的方式纪念李白的1300岁。

1300年，李白飘逸的身影不仅没有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那是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缘故吗？

1300年，李白的诗篇于我们不仅没有隔世绝代之感，反而越来越生动鲜活，内涵丰富，那是因为我们有了音乐的李白吗？

李白是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世界的。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意义。100年前，以李白诗为代表的中国诗被译成法文和德文，分别以《美玉集》和《中国之笛》这样浪漫的名字在西方结集出版。对于大诗人庞德用英文翻译的李白的诗歌，艾略特认为“是对英语诗歌进程持久的、决定性的贡献”。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无疑是作曲家马勒根据《中国之笛》中四首李白的诗谱写的大型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又叫《尘世之歌》）。李白诞辰1300周年同时也是马勒去世90周年，欧美的乐团大多数都上演了《大地之歌》，同时纪念东西方的两位文化名人。

唐诗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顶峰，李白是站在这个顶峰之上的巨人；李白是中国文化中最让人引以自豪的符号，同时也是跳出传统程式的异教，1000多年来，随着他不朽诗篇为人传诵，他狂放飘逸、特立独行的诗人气概也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灵动奇丽的诗以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激活了后代众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不论是文学、音乐、戏剧，还是绘画、舞蹈、雕塑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大诗人伟岸傲立的身影，也能透过这些作品感受到诗人那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人文情怀。今天，我们为了纪念李白，不仅有诗的纪念。我们有音乐的纪念，有舞蹈的纪念，有戏剧的纪念，还有书画等艺术作品的纪念，还有李白的英文诗、法文诗、德文诗、日文诗的纪念。这些纪念恰到好处地将“李白与现代”和“李白与世界”两条线索贯穿并交织起来，为我们在这样一个纪念的年代里，展示了一个跨越1300年的李白，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李白。

大型现代舞剧《梦白》是广州现代歌舞团为纪念李白诞辰而特意创作的。舞者用现代舞蹈语汇和现代音乐表现了诗人性格的不同方面，他们使李白的形象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不是一个穿长袍束高冠的李白，他是长存人们心中的另一个始终具有现代感的李白。一个衣着、服饰与我们无异的李白。交响音乐会《明月出天山》以郭文景的交响合唱《蜀道难》和周龙的《唐诗四首》为核心内容，又辅之以数首根据李白诗谱写的交响声乐作品。如果说，周龙的《唐诗四首》更多强调的是包括李白《听蜀僧濬弹琴》等在内的诗篇的意境和高雅的文人气质，那么郭文景的《蜀道难》所呈现的便是一种在自由状态下创作的远离古典倾向的自然的情感释放。作曲家根据李白诗歌所提供的绚丽意象，在音乐素材的处理上选取的是更民间化的角度，所释放的是“我”对家乡的感觉。

诗歌剧场《天地——太白》是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压轴大戏，它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朗诵会，而更多考虑从诗歌艺术本身出发，强调一种视觉、听觉和美学意境的整体设计感。整场演出围绕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展开，著名作家韩静霆撰写的剧本将李白的代表作与他的人生品格和命运悲欢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朗诵、交响音乐、歌曲以及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整体烘托，传递着诗人对人生、自然、永恒的情感体验，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现代人对李白的思考、发问以及对自我的反观。

李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李白是永远的。“昔人已乘黄鹤去”，但是李白请留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你的位置，“你，需要我们的理解；我们，需要你的表达"。再铸民族魂，弘杨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就从纪念李白开始吧。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自 尊

周海亮

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

他失去工作，粮尽弹竭。他认为城市里，纵是一条狗也比他活得幸福。因为狗可以乞讨，他不能。因为狗没有尊严，他有。

他开始拣垃圾。纸箱、啤酒瓶、香烟壳、食品包装袋……所有能够换成钱的东西。在夜里，当他将头深深探进臭气熏天的垃圾箱，他泪流满面。

只要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他还是那个骄傲的年轻人。他的领带会打起漂亮的结，他的西装口袋里会插着洁净的手绢，他的皮鞋，一尘不染。

他把六个垃圾箱在租住的小区里一字排开，夜里，他像一条落魄的狗。

每天都有收获。其中一个垃圾箱，更是一个富饶的宝藏。那里面有成箱的空易拉罐、成捆的旧杂志、奇形

怪状的玻璃瓶……每天晚上，这些东西会在垃圾箱里静静地等着他，然后，待第二天，它们就会变成馒头和咸菜，让他有力气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奔走。

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似乎，这些东西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它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它们摆放整齐，就像夜市上精心摆置的小摊。夜里他偷偷观察，果然见到一个男人将一包“垃圾”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躲到远处，静静等待。

他感激那个男人，可是他有被伤害的感觉。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想放弃那些东西，强烈的饥俄感又让他一次次将那些东西拣回来，然后变成馒头、咸菜……他暗想，假如他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回来好好感谢这个男人。

后来他真的发达了，资产足以买下一条街。他想到了报恩。

他回到当初租住的小区，见到了那个男人。

他知道，现在的那个男人，生活得并不容易。

似乎那个家至少二十年没有装修，地板翘起了角，水龙头“嘀嗒嘀嗒”地滴着水。老式的家用电器，老式的厨房用具，老式的沙发和桌椅，男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十几年以前。

他说：“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您故意放进垃圾箱的。我知道当初，您在顾及我的自尊。”

“是的，我在顾及你的自尊。”男人说那时我生活得尚好，可以送你一点多余的东西。它们虽不值钱，但也许可以帮你撑日子。”

“您的确帮我撑过了那段日子。”他说，“如果没有您的暗中相助，我也许早就回到了乡下。那么现在，我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男人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他笑笑，说：“这些年，我过得并不容易。您知道，白手起家，这有多难……”

“你不是白手起家。”男人说我知道那个花瓶即使在当时，也最少值十万。”

“花瓶?”

“是啊。”男人说你离开的前一天，我在给你收拾废品的时候，将那个花瓶也装进塑料袋，放进垃圾箱。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个花瓶能值那么多钱，否则我也不会把它当成废品……”

“可是我没有拣到花瓶……”

“你拣到了。”男人说我亲眼见你拣起那个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元朝的花瓶，值很多钱…… 你肯定也知道……那么独特的花瓶，你不会当它是一件废品……”

“可是我真的没有拣到花瓶。”他说，“如果拣到了，如果我知道它很值钱，我会还给您的……”

“你不会。”

“我会。”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就搬走?”

“因为我找到了工作……要住集体宿舍。”

“那你怎么会发达了？”

“两年以后我与朋友合伙，赚了点钱。然后我开始单飞，资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谁信？你白手起家，这么短的时间就腰缠万贯，谁信？你卖掉了那个元朝的花瓶……”

他盯着那个男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厌恶并且愤怒的感觉。很显然，那个男人记错了。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男人放进垃圾箱里的那个塑料袋里，根本没有花瓶。他绝不会漏掉。那段时间，每一天，他都将那个臭哄哄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

“真的没有花瓶。”他说，“我没拣到你的花瓶。”

“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跟你要的。再说花瓶早被你卖掉了，还怎么要?”男人说，“可是你不承认，就不对了。现在我生活得很落魄……前几年下岗，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贷款……老婆也跑了……近来我常想，假如那一天，我没有把那个花瓶送给你，该是另外一种生活吧……”

他低下头，不再说话。本来他带了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也许远远超过那个花瓶的价值——如果男人真的有那样一个花瓶的话，然而最终，他没有拿出那笔钱。

他认为没有必要。他不想将那笔钱送给男人。他离开。走到门口，他扭头，认真地对男人说：“你的确伤害了我的自尊。却不是以前，而是现在。”

（有删改）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