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数据显示，2019年已有超过1000家垃圾分类相关企业注册。仅7月1日当天，就有6家相关企业注册。上周，又有53家相关企业注册成立。

在各电商平台垃圾桶销量倍增、电商平台二手闲置商品交易业务上扬的同时，一些看似没什么科技含量却实实在在解决消费者小烦恼的“新兴业务”商机纷涌。其中，代扔垃圾服务备受追捧，不少快递公司、二手电商及外卖平台纷纷尝试推出这一新服务。微信搜索“垃圾分类”关键词，关于垃圾分类的小程序已猛增至100多个，支付宝平台上的垃圾分类小程序，累计新增用户数已突破百万。

当“垃圾”成为创业新赛道，一些长期存在的固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

外卖行业是垃圾分类的前端，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筱文表示，垃圾分类的严格实施，将降低外卖业对社会环境的污染影响，先前分散的巨量餐饮白色垃圾，有望进行批量化、集约化处理，餐食残渣和剩汤垃圾污染也将得到控制。

很多消费者了解生活垃圾中大量的外卖餐盒、包装袋、餐具等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但却不一定知道，若外卖餐盒和剩余食物一起处理，原本在土壤中能快速分解的食物，降解时间将延长数倍。这也是垃圾分类要求对外卖餐盒和剩余食物分类处理的原因。

（摘自《“垃圾分类”成创业掘金新风向》，科技日报）

在日本，垃圾的收集和转运由各区负责，各区会根据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季节性变化制定详细的收集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及收集频次进行合理调整。而对于部分收集运输范围较大的城市，通常会设立垃圾中转站，以便把垃圾从中小型车辆转运到大型运输车辆。同时，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环卫部门装运垃圾车辆多次往返，每次仅运输一种垃圾，由此避免了“混装混运”。不同类别的垃圾被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工厂，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垃圾处理以焚烧方式为主，注重资源再利用。日本由于土地面积有限，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填埋处理所占比例很小。2016年日本采用焚烧方式进行垃圾处理的占比为80.20%。在垃圾焚烧处理中，焚烧炉排炉和流化床是最主要的焚烧处理方式。此外，一些电子、电器类垃圾和大件垃圾，则会对有再利用价值的部分进行回收。据统计，日本每年废弃的家用电器重量达60万吨，回收利用率为50%至60%。

（摘自《2019年全球及中国垃圾分类行业发展概况及未来投资前景分析》）

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2000—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各地的共识。尽管部分试点地区垃圾分类取得初步成效，但记者调查发现，分类投放准确率低、分类知晓率低和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交织，成为垃圾分类推进的“拦路虎”。

投放准确率低是垃圾分类试点的难点之一。记者在合肥、马鞍山、阜阳等一些试点地采访时，随机打开分类垃圾桶看到，有的分类比较清晰，有的依然是混合投放。

分类知晓率低是垃圾分类遇到的另一大难点。部分居民仍没有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也缺乏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导致分类“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效果。

末端处理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也是难点所在。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地垃圾分类的处置体系残缺不全，往往前端分类、后端就“混为一团”，末端处理不足不仅挫伤了群众的垃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了分类体系建设，也造成我国垃圾资源化率低。据李大勇介绍，国家住建部的标准要求是35%，但从合肥市试点来看，只能达到20%左右。

不少受访者反映，垃圾处理涉及生态环境、发改委、住建、城管、商务、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重点不同，往往造成垃圾处理统筹不足、难以协同。比如城市生活垃圾目前多由城管部门负责，但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处置、可回收垃圾处置又涉及生态环境、商务、供销社等多个部门，在一些地方由于衔接不力、各管各的，导致有害生活垃圾无处可去、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低。此外，对于一般工业固废物的处理，不少地方还存在生态环境部门不愿意接手，环卫处理难度大，进而造成这类垃圾处理不及时不规范等问题。

（摘自《“一桶天下”到四桶并立，垃圾分类待解“三低”难题》，《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