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度热词，“怼”字当之无愧。这个几乎已入土为安的历史词汇，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说文》曰：“怼，怨也。”语言学家说，“怼”字在清代之后的书面文献中就很鲜见了，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把“怼”归为历史词汇、文言词汇都不为过。如今，“怼”这个泛动作性文字，屡上微博、微信关键词排行榜，好像什么热门事件都能跟“怼”扯上关系。经过网络语境的熏陶，“怼”的意思已与最初大不相同。今天我们对“怼”的理解，可以是批评、斥责，在一些地区方言里，也有捅、捶、搡、挤兑、冲撞的意思。

（摘编自《澎湃新闻》，有删改）

材料二：

“怼”是一个汉语字，拼音为duì，会意字，《说文》“心”部，从“对”声。“对”，相持也，可以理解成是互相对峙，底下加“心”，表示心里抵触，对抗，引申为怨恨，故而怼，怨也。

北方方言中表达“用手推撞”或者“用语言拒斥反驳”的意思并且读音为“duǐ”的字，应当为“㨃”。“㨃”字从手部，本意是“排、推”的动作，引申为“拒斥、反驳”的行为。东北方言中“㨃咕”“㨃搡”即该字用法的例证。大众媒体中使用“怼”来表达该含义和读音是一种错误。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三：

“怼”，看似简单，却能解释当下许多冲突的状态。“心”的“相对”，那是一种情感的碰撞——“不爽了就要怼”，单个字直捣黄龙，情绪十分饱满。就字形来看，和“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蔺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怼”这个词所体现出的攻击性或较劲的意义在不同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感情色彩。当双方处于严重的敌对立场时,“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甚至伴随肢体冲突。这种“怼”往往有非理性的成分。当双方立场并不构成严重对立甚至关系较好时，“怼”的攻击性较小，甚至很多时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轻松、友爱互动，这就为其进入年轻人主导的网络交际系统提供了可能。

除了和与“怼”在一起产生的各种词组配搭成口头禅，多数年轻人的手机收藏夹里，都有几个经典的“怼人”表情包。“就喜欢你看不惯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看在你丑的份上，就当你是对的吧”，还有人用英文、日文来助阵。

社会学家认为，“怼”作为一个从方言中演变而来的流行语，有代替网络用语“撕”“掐”的趋势，“怼得好”比“骂得凶”更有话语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网评人“竺子”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向来有明哲保身的哲学。不少人的人生轨迹，都会经历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演变。我们不否认，这种处世哲学与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发展到极致，则未免显得平庸。

当“怼”作为一种维护正确价值观、明确底线、合理表达愤怒的姿态出现在年轻人中时，不失为一种个性的张扬。自习室里，你想看书总有人嘻嘻哈哈；深夜的宿舍，你想睡觉偏有人开着音响打游戏……网民“柴尔德”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该炸就要炸，该怼绝不怂”。

比起发个朋友圈抱怨一下，当下的部分年轻人更信奉“机智怼回去，潇洒怼一回”，认为这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知乎”网民“simple”说：“怼完几次，生活明显不一样了。思考怼和不怼的结果哪个能让你现在和以后更舒服，后果你能接受，承担得住，那就量力而行地怼吧。”

（摘编自《半月谈》，有删改）

出国游学热虽是最近流行，但在我国游学早已有之。“游学”二字见《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最早的游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带领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去传播他的治国思想。古人重视言传身教，而游学是最能实践言传身教思想的。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其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弟子，其弟子最终大多成才，孔子也成为了游学的典范。

新时代下，中国的游学有了些新的变化。“游学”贯穿了学习、观摩、交流和游览，介于游与学之间，同时又融合了学与游的内容。趁着暑假大好时光，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去岳麓书院品味书香，去故宫博物馆感悟历史，去井冈山领会红色文化，去科技馆发散思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时代特色的游学体验。

那么，是海外游学值得前往，还是国内游学更有价值呢？说到底，还应追问教育的本质。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曾言：“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应结合孩子的天性进行教育，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给孩子报游学班之前，不妨问问孩子想怎样度过暑假。若孩子想游学家里又有经济实力，去也无妨。如孩子想趁暑假多多玩耍，那任其天性烂漫，又何尝不可？

（选自“人民网”，2018年8月8日）

游学市场越来越火爆，其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教育的竞争愈发激烈。如今孩子们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竞争，还包括个人才艺、视野、文化积累等方面的竞争。你能考100分，我也考100分，这并不是竞争的终点，而是起点，很多学校在此基础上比较的是——孩子英语熟练吗？有什么才能？去过几个国家？一旦孩子与他人拉开了明显的“文化差距”，他很可能会在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落后。

不少游学项目聪明地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心理，把旅游标上了“游学”的标签忽悠家长。相当一部分的游学产品价格不菲，却名不副实，带着孩子到海外，走马观花地参观下高校博物馆、介绍点名人事迹、跟当地的家庭交流几句英语就完事，并没有提供比旅游更高的附加值。很多家长花费更高的价钱，孩子也只是“游而不学”。还需警惕的是，我国个别游学机构，从业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避开监管，不少机构缺乏资质就贸然开展游学项目，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显然，海外游学初衷虽好，但也须按需而行、量力而行。家长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选择孩子感兴趣和孩子需要的，千万不要因为焦虑和恐慌而盲目跟风。否则，花了冤枉钱还只是小事，时时刻刻陷入“囚徒困境”，将孩子的教育带入“军备竞赛”的焦虑中，反倒可能给孩子造成真正的伤害。

（选自《新京报评论》，2018年8月3日）

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

材料一:

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像一件小事的垃圾分类,却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共识。今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拉开帷幕。

纵观世界历史,垃圾分类的法制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面启动并发力的。在这一时期,有了前期的环境污染教训和环保宣传教育,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接受度更高;同时,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积累的科技和经济成果也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管理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党中央对垃圾分类做出统筹部署,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由于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系统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日趋完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

(摘编自常纪文《办好垃圾“小事”需大统筹》)

材料二

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材料三

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一种先进理念和高级模式,有利于提升垃圾处理系统效能与二次污染控制水平,有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垃圾分类还可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的逐步宄善,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推行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将垃圾处理的重心前移,扭转目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局面,在生产过程和消费环节减少垃圾产生。居民通过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在“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等管理措施带来的相对不便利中,可以不断强化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垃圾分类才能由“盆景”变成“园林”,进而汇成“森林”,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总之,垃圾分类是个人文明的培养基、社会文明的试金石、生态文明的助推器。每个居民都应该成为垃圾分类的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各级政府应该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来落实,不宜抱着“应急”或“应试”思维,采用“运动式"或“表演式”的方式来推动。

(摘编自刘建国《垃圾分类:牵着民生,连着文明》)